2012年结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得出结论：伴随华夏文明产生的神话想象有其深远的史前根脉，远远不是汉字出现的年代所能局限。华夏神话之根的主线是玉石神话及由此而形成的玉教信仰。从神话学视野看东亚地区的玉器起源，可以发现每一种主要的玉器形式（如玉玦、玉璜）的发生，背后都有一种相应的神话观念在驱动。考察出土玉器的年代及地域分布，可以大致勾勒出玉教神话信仰传播的路线图。
从大传统的视野看，在距今8000年到4000年之间，玉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向性运动可以简单归纳为两个：北玉南传和东玉西传。起源于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玉器生产以兴隆洼文化为开端，以玉玦为最初的主导性玉器形式，8000年前率先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登场，逐渐向东和南传播，数百年后到达今河北北部和日本列岛，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玉玦即可为证，其距今约7500多年。北方早期玉文化随后进一步南传，在约7000年前达到浙江沿海一带，有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玉玦为其实例。后又经过两千年的缓慢传播，玉器种类逐渐增多，在约五千年前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达到史前玉文化生产的巅峰期，受其影响，史前玉文化的分布几乎到达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与北玉南传的漫长历程相比，东玉西传的文化传播过程出现稍晚，用时也较短，大约从距今6000年前开始，到距今4000年结束，使得原本在东部沿海地区较流行的玉石神话信仰及其驱动的玉器生产，逐步进入中原地区，形成龙山文化时期的玉礼器组合的体系性制度，并通过中原王权的辐射性影响力，进一步传到西部和西北地区，一直抵达河西走廊一带，以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玉礼器体系为辉煌期。当人们在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看到出土的大玉琮居然和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玉琮别无二致时，可能会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数千里的距离是怎样跨越的？现在从东玉西传的发展脉络去看，就豁然开朗了。
经历了史前玉文化传播的两大方向性运动后，伴随中原文明起源的却是另外一种方向的玉石原材料远距离运动--西玉东输。其原因在于，史前期的玉文化传播基本上以玉教及其神话观念传播为主，以玉为神的观念流传到哪里，就会在当地驱动玉器生产和消费的群体行为，并且让玉器成为地方政权的象征物；但加工玉器所用原材料一般都是因地制宜的，不存在跨地区远距离的大规模输送玉料情况。然而，伴随着夏商周王朝而兴起的，是全新的玉料种类的长距离运输现象，即出产于新疆昆仑山一带的优质和田玉材，第一次揭开其向中原的大输送历程之序幕。
文明国家的建立需要多种战略物资的跨地区供应。西玉东输的文化史意义不同于当代的西气东输，就在于和田玉给华夏传统带来的不只是物质，而且是精神动力，即国家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念。从夏朝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和殷商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已经能看出有批量的和田玉供应情况。西周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如三门峡虢国墓和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玉器数量庞大且制作精致，几乎清一色都是用和田玉。东周之后的儒家推崇“君子温润如玉”的人格修养理想，老子在《道德经》中标榜“圣人被褐怀玉”的内敛精神，以及史书中围绕着卞和献玉璞、和氏璧价值连城之类叙事，“化干戈为玉帛”的理念毫无争议地升格为这个文明国家的最高价值体现。正因为和田玉进入中原以后，始终保持着帝王玉的品格，这就难免会超越和压倒所有其他地方玉的表现。到了汉武帝时代的所谓开通西域壮举，其实不过是将早已存在两千年的西玉东输路线，用官方设立关卡驿站的形式重新确认下来罢了。
至于鸦片战争后到中国来探险探矿的殖民列强代表李希霍芬于1877年命名的“丝绸之路”,是在对玉石之路的存在完全不知情的知识空缺条件下，出于欧洲人视角的一厢情愿式命名。时至今日，如何穿透小传统的丝绸之路说的遮蔽，探究玉石之路大传统的真相，成为摆在后殖民时代中国本土学人面前的紧迫课题。其研究成果将能够引领学人从新的角度认真审视使得华夏成为横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东亚大国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大传统指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文化出土，小传统指文字书写的传统。后起的小传统倚重文字符号，将文字再编码变成常识，掩盖掉更早的大传统原型编码。今日学人需要学会去遮蔽的方式，即探寻和解读原型编码。例如：女娲炼石补天，是小传统讲述的神话故事。从《淮南子》到《红楼梦》，后人熟知的神话情节遮蔽了炼石补天观念的信仰渊源：史前先民将苍天之体想象为玉所造，玉不仅代表神明，也代表一切美好价值和生命的永恒。只要追问一下女娲所炼的五色石是什么石头，就不难看出所炼石头名称就是美玉。何以证明？请看《山海经·西山经》的如下一段：
（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峑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郭璞注：“以为玉种”）。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峚山属于昆仑山脉，其特产的美玉被古人叫做“瑾瑜之玉”,除了坚实精密以外，还呈现出“五色发作”的视觉特征。原来女娲补天所用的正是具备神圣和永生双重性质的玉石。“瑾瑜之玉为良”的判断，点明了其作为天地鬼神食物的原因，及君子为什么必须佩带美玉的礼仪规范。
为什么六千年前的北方红山文化、五千年前的南方良渚文化，都是东亚玉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却都不能催生文化大邦，只能是屈居一隅的地方政权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者都没有远距离贸易和运输玉料，仅靠地方供应的玉料就自给自足了，因而也未能穿越地域限制去组织广大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力量。其后的夏商周王权国家则不同，为了克服中原地区缺少优等玉矿供应的先天不足，早期国家统治者对来自西域的美玉情有独钟，不惜牺牲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尽可能获取其资源。于是就有了古书上所说的如下壮烈景观：“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尸子》）
当年居住在昆仑山一带的人群是何族属？王国维、徐中舒等认为是大月氏（古书又写作“禺知”或“禺氏”）。王国维指出，案《管子·国蓄篇》云：“玉起于禺氏。”《地数篇》云：“玉起于牛氏边山。”……《轻重已》篇云：“金出于汝汉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皆以禺氏为产玉之地。余疑《管子·轻重》诸篇皆汉文、景间作，其时月氏已去敦煌、祁连间，而西居且末、于阗间，故云“玉起于禺氏”也。（《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284页）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