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
    “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甘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但习惯上，平凉把上新疆称“走西口”。以嘉峪关作为标志，新疆人对内地称呼为口里，甘肃、宁夏人把新疆南北路称为口外。

    三次集中“走西口”

    平凉是陇东回族居住地，在历史上，居住在平凉的回族群众，有行动。第一次是清代乾隆、同治年间。乾隆三十六年，清政府以“屯垦戍边”为由，将陕甘回族集体迁徙新疆，据当时户口统计，甘肃迁居迪化乌鲁木齐者有２万。这其中有不少平凉的回族群众，他们被安置在天山脚下“屯田”。同治年间陕甘回族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制定了歧视性的迁徙政策，“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令觅……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见《左公囊公全集》卷４１。此时，大批回族群众被迁新疆。平凉回族大多安置在吐鲁番、昌吉和伊犁地区。据《中国回族社会经济》调查：“吐鲁番的回族经营菜园和小饭馆、且兼营商贩。他们大多数是清代起义失败后从陕甘宁去的，种的蔬菜比当地农民要多、要好。”

    第二次大规模“走西口”是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４年。解放初期，特别是６０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大量回族群众背井离乡“走西口”。据人口普查资料反映，静宁县１９５２年回族人口７０００多人，到１９６４年不足１０００人。这除了有回族人口较多的２个乡划归宁夏外，大部分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前往新疆。崆峒区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４年人口迁出远远大于迁入，净迁移人口为负２１６９人，年均负１４４人。其中１９６１和１９６２年分别为负３２７９人和负４８３８人。

    第三次是包产到户后的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５年。农民脱离了生产队的严格管理，新疆也不再遣返“盲流”。一些回族群众去新疆投亲靠友。以崆峒区为例，这一时期，年平均迁出１６４８人，其中１９８３年为４１８５人。

    大量的陇原人“走西口”，促进了新疆的开发建设。特别是以马良骏阿訇为代表的宗教上层人士入疆，促进了边疆民族团结。马良骏阿訇是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清末在平凉清真寺任教长，设帐讲学。１９１３年起，他受聘至哈密、乌鲁木齐、伊犁、吐鲁番等地清真寺任教长，主持新疆经堂教育近４０年，被各族穆斯林公推为全疆寺坊总教长。１９４０年被盛世才以“阴谋暴动”罪名入狱４年。后对新疆和平解放、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做过有益工作。著译有《大杂学》、《伊犁图考》、《考证回教历史》等。他自幼好学，博学多才，一生拥护和平，注重民族团结，是新疆宗教界的一位爱国知名人士。平凉籍新疆人的后裔，一部分成为新疆建设兵团的生力军。目前，在新疆设有“新疆甘肃企业联合会”商会，“甘肃在新疆人才发展联谊会”。在新疆的甘肃人还成立了情系陇原ＱＱ群。

    为何要“走西口”

    “走西口”，就是走平凉以西的地方，或兰州、或西宁、或新疆等一些大小城市。那么平凉人走西口干什么去？就是为了生计，到这些地方挣钱糊口和养活家人。都是穷困生活所迫的缘故。

    甘肃省著名关陇文化研究学者王知三先生，向记者讲述了当年“走西口”的各种形式，及静宁人和王知三先生的亲人在那个时候是如何踏上“走西口”这条大路的原委。

    平凉人“走西口”，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军旅“走西口”，明、清、国民时期，平凉人投军吃粮后，国家军队调防，或因战事，大批的军队进驻西部地方。他们中有的人解甲归田后，因为回家的路途遥远，他们便就地谋生，和当地女子结婚，生儿育女，就长期住了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部队中“走西口”的这种形式并没有结束，平凉人参军后，在西口从戎多年，转业后也就留在西宁、新疆，成了“西域”人了。这种 “走西口”的形式很普遍。例如静宁人李庆芬，他便是从戎国民党军队，后来就留在了西宁，成了西宁人。王知三告诉记者，他的一位姐姐的二公公，也是随国民党部队进了新疆，后来新疆解放，部队投诚，改编为农垦编制，他也随之成了农垦战士，一直工作在新疆，直到去世。

    二是个体“走西口”。由于家境贫困，或者家乡发生天灾人祸，或触犯国家法律，他们在原来的生活地无法生存下去，于是背井离乡，去西口逃荒、躲难、避罪。以这种形式“走西口”的平凉人也有相当的数量。特别是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由于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平凉人在当地无法生活下去，就举家逃到新疆去谋求生活，留一条活命。

    对于这种个体“走西口”的情况，王知三深有体会。王知三告诉记者，其亲堂哥哥王熊章（三伯父的儿子）在１９５９年，因为家乡遇到饥荒，只身一人走了“西口”，到了新疆，饱尝人间艰辛。后来，在农九师１６５团站住了脚，在第五连当了一名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后来他才把妻子和儿女带到了额敏县的达因苏连队，全家团聚。现在，王熊章全家在新疆的人口多至２０口人，他们生活的很幸福，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温暖的家庭。

    不仅如此，王知三自己也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走西口”历程。１９６９年９月，王知三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的政治背景，找不到工作，在村里很难生活下去，就打算去“西口”找哥哥王熊章，想谋求个生活的方式。记者在王知三文集《世事心语》一书中，看到其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４日的日记中写到，“我的故乡，我亲爱的母亲，当你们还熟睡的时候，您的儿子已踏上去边疆的遥遥路程。我愿在新疆受苦受累，愿在新疆安家落户，一辈子愿在边疆生活工作。”在去新疆的半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王知三又重新回到了故乡静宁。

    三是弃农经商“走西口”。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他们弃农经商，也“走西口”。据王知三在庄浪县通化乡新庄村的调查发现，这个村子里去了新疆的就有３０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整家搬迁。在７０年代初，新庄社有４户人家全部都搬到了新疆去落户。

    四是国家犯人“走西口”。明清、国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这几百年时间，国家一批批罪犯，被解压到新疆、青海等地去，进行劳动改造。平凉触犯国家法律的人，也有相当数量的罪犯，被押解新疆，到荒无人烟的沙漠腹地农场去接受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大多都就业在当地的农场，成为国家新型公民。以这种方式去西口的人在平凉占有一定数量。

    王知三的一位堂哥叫王维章，今年８５岁高龄，１９５７年因家中地主成分问题，判刑７年，解押到新疆农七师（兵团编制为１２３团３营３连），在奎屯接受劳动教养７年。刑满后，就在这个农场就业，成了一位新型公民，直到退休后才回到了静宁老家曹务乡张屲村下庄社。他现在身体很健康，８５岁高龄还下地帮助儿子干农活。

    历经千辛万苦的“走西口”

    对“走西口”有深刻体会的邸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外公就是走西口的。他小时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胜利一队外公家生活过一年。村里有一半是口里人，主要是大秦回族乡西九村易家、三树村周家、马家，安国乡颉河村兰家几族人。另外，周围几个村也有不少口里人，他们之间来往密切。由于邸先生是坐火车去的，老人们感叹：“你们把福享了，到口外就像上炕哩。我们是一步一步量上来的。到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据邸先生的外公讲，他们几个人是１９６０年走西口的。当时兰新铁路正在建设中。由于是偷着走西口的，没有介绍信，也不敢坐汽车。他们带上干粮、炒面、推一个独轮车，翻越六盘山、过华家岭到兰州。最难走的是河西走廊，“走罢凉州者走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１３７２年，因建在嘉峪关西麓的嘉峪山上而得名，它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早建九年。这里地势险要，南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北是连绵起伏的黑山。两山之间，只有３０华里，是河西走廊西部最狭窄的地方，被称作“河西第一隘口”。走在这里的古道上，看不到艳阳高照。进入视野的是漫天飞舞的黄沙，风沙呼呼地刮着，怪吓人的。特别是这里气候异常，“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刚才还是风平浪静，转眼间，风刮起漫天黄沙，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豆粒大的黄沙打在人脸上生疼生疼的。风沙刮得人眼睛也睁不开，人的脸上、身上、嘴里全都是沙子。出了玉门关，进入茫茫戈壁滩，容易迷路。他们晚上睡觉时用木棍标出行走方向。那时，最开心的是能碰到驼队，有骆驼的地方就有水源。邸先生的外公及同伴们历经艰险到了新疆，找老乡帮忙安了家。兰新铁路通车后，这才回来把家眷搬去的。

    “走西口”是那个年代一个人的一部心酸史，是他们终生难忘的一段痛苦经历，也是一段重要的社会流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