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泉简介

　　于道泉（1901～1992），字伯源，山东省临淄县人。1920年入齐鲁大学，1924年到国立北平大学，任梵文教授钢和泰男爵的课堂翻译，并从其学习梵文、藏文、蒙文。1926年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担任研究馆员，1928年经陈寅恪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4年留学法国，入巴黎大学学习藏文，期间曾到德国学习德文。1938年经友人推荐到英国伦敦大学担任高级讲师。1949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藏语组组长。1950年参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的筹备工作。1951年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文学系藏语班，后一直留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54年参与翻译《宪法》等五部大法为藏文的工作。著作主要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等。

　　第一最好不相见，

　　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

　　如此便可不相思。

　　仓央嘉措的情歌令无数人沉醉。但很多人并不知晓，最早把仓央嘉措的情歌翻译成汉文和英文的是于道泉先生。今年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发表80周年，亦为其首位翻译者于道泉先生诞辰110周年。

　　于道泉，他的学生中，王尧尊其为“藏学泰斗”；李秉铨认为他是“藏学大师”；胡坦评价他其“用新的方法、新的眼光去研究藏学，把藏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周边的人中，修车师傅误认其为“工友”；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怪人”；中央民族大学的同事称他是“令人敬佩的传奇式人物”。

　　“作为学生来说，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不追求名利，只追求学问，追求真理。这是他一生最特别的地方。”采访伊始，胡坦对笔者说。

　　雍和宫：“于喇嘛”巧遇仓央嘉措

　　于道泉最早为学术界关注，是因其著作《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的发表。实际上，这是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给“逼”出来的。在给《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写序言时，于道泉回忆了这本专著诞生的过程。

　　于道泉是个语言天才，语言亦为其一生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尤其是藏语。

　　最近有报道称于道泉先生翻译仓央嘉措情歌时不太懂藏文，是在欧洲学习的藏文，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据于道泉先生回忆，1925年左右，他就已经跟着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帝俄科学院的院士钢和泰学习梵文和藏文。

　　1926年，于道泉由于“对藏文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设法认识了雍和宫的僧官”，由这些僧官借给他一间房子，他就搬到雍和宫住，与这些藏族僧官朝夕相处。为了节省做饭时间，他买了五个大暖瓶，装满稀粥一直到吃完再做。这习惯后来竟带到了欧洲，这是后话。也正因为如此，于道泉被人戏称为“于喇嘛”。在这期间，于道泉由袁同礼先生推荐，到当时的北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担任满、蒙、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不过，他一周只在北海图书馆工作三天，以“保留一点学习进修的时间”。

　　1934年，于道泉来到巴黎大学师从拉鲁士学习藏文，“可是只听了两堂课，教授便已说她教不了我，并说她有很多东西要问我”。

　　《仓央嘉措》这本书，就是于道泉住在雍和宫时见到的“几本令我感兴趣的藏文书之一”。《仓央嘉措》的翻译，还是当时著名作家许地山“鼓动”的结果。

　　1920年在山东齐鲁大学学习期间，于道泉用英语听课“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了”，便在课余时间学习了世界语。不满两年，竟把当时著名作家许地山的一些散文诗和《空山灵雨》翻译成了世界语，在胡愈之主办的一份世界语刊物《绿光》上发表了。因此，于道泉结识了许地山。

　　于道泉到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许地山家中聊天时，提到了《仓央嘉措》这本书。许地山便动员于道泉把它翻译出来，并说可以替他找到出版的地方。于道泉便“把我能懂的翻译了出来交给许地山先生”，并由许地山做了一些润色和修改。可是于道泉认为他还有不少地方一直无法搞懂，“把这样一份我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译稿拿去发表，我觉得不太合适”。因此，这份译稿竟搁置了很长时间。实际上，这也是于道泉先生治学的一贯作风——作品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是不会公开发表的。可是他往往对自己要求过严，这也是他一生著述不多的一个原因。

　　过了两年，即1928年，于道泉经陈寅恪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工作，也是每周工作三天。陈寅恪交给于道泉的任务是整理一本藏文书的目录。由于整理的需要，于道泉多次向所长傅斯年申请，希望能编写藏汉词典。可是“他一听到我提词典两个字，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对我说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好知难而退。”对于陈寅恪指派的任务，于道泉也是“一筹莫展”。

　　“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我在坐办公室的时候，感到无所事事，盼望早点下班。下班回家后，为了整理一份有一万多张卡片的藏梵汉文佛教词典却工作到深夜。”在这种情况下，所长傅斯年“开始对我表示不满”，“我才把我未到研究所以前所写的这份我认为还有许多问题的旧稿拿出来交给了傅斯年，当作我在研究所的成绩”。

　　由赵元任记音后，《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于1931年在北京出版了。仓央嘉措其人其诗，都开始为世人所知，于道泉也从此成为学术界的新星。

　　“在上世纪30年代，有人用那种方法把仓央嘉措的情歌整理出来，于道泉可能是独一无二。”于道泉的学生胡坦如此评价恩师的这部作品。胡坦所指的“那种方法”，是指于道泉先生原汁原味地把民族文学、民间文学译出来，保存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才加上译者的看法或润色稿。于道泉的这部专著，包括了藏文原文、国际音标记音、单词的汉译、汉文译文、单词的英译、英文译文等内容。“在藏族文学的翻译、整理方法这方面，我认为他是奠基人。”

　　胡坦的夫人退休前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听到笔者与胡坦教授谈及于道泉，她就对笔者说，上世纪6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召开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大会上，把于道泉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作为整理民间文学的样本，因为其方法的科学性。“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方法上，这是一个创举。”胡坦的夫人如此肯定这部专著的学术价值。

　　语言学与教：一字不漏地背下牛津英汉词典

　　于道泉的学生胡坦、李秉铨、周季文几乎一致地认为，于道泉对藏学的最大贡献，便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中国新一代藏学家有不少出自他门下。

　　1951年，为适应解放西藏的需要，于道泉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担任藏语班教师。在此之前，于道泉已是北大东语系藏语教研组组长。

　　藏语班由全国各地保送来的30多名学生组成。他们没有一点藏语基础。怎么教呢？先看看于先生自己是怎么学语言的吧。

　　于道泉的父亲于明信是山东省的著名教育家，广泛涉猎儒学，以及道教、佛教、基督教，与研究佛经的学者亦有交往。所以，年轻的于道泉受其熏陶，对梵文很感兴趣，以便步入佛学之领地。他曾借助一本梵文词典记住了四五千个梵文词汇。

　　在齐鲁大学学习期间，于道泉的上衣、裤子上缝有许多口袋，用来装单词本、字典、笔记本等。他在学校里，被同学们称为“小字典”。晚年的于道泉曾回忆说，他年轻时曾背一页撕一页，将一本牛津英汉词典背得一字不漏。如前文所述，在齐鲁大学学习的于道泉亦学会了世界语，成为山东最早的世界语学者。

　　1924年泰戈尔访华途经济南时，语言能力出众的于道泉被推荐为泰戈尔的翻译。不顾家中的反对，放弃公费留美的资格，于道泉跟着泰戈尔来到了北京。后来又跟着钢和泰学习梵文和藏文，在北海图书馆里学会了满、蒙、藏三种文字，并发表文章比较藏满汉三种文字的不同特点。后来，在旅欧的16年间学会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等多种语言。《民族学院周报》的一篇文章曾做过粗略统计，于道泉掌握的语言达13种之多。

　　于道泉曾向他的学生介绍他学习欧洲各语言的经验：只要你学通了其中一种语言，再学其他语言就省事多了，关键在于学通。比如说你精通英语后再学法语，所花精力大约只需学英语的二分之一；然后再学德语，则所花精力只需四分之一……

　　这样一个学习语言的天才，如何才能让没有一点基础的30余名学生学会藏语呢？于道泉对这些学生说，他对语言一直很有兴趣，学了好多种语言，但是他学语言的方法是很枯燥的，所以不希望学生们走他那条路。那么，这条路是什么呢？

　　“在拉萨的八角街里/窗子比门多/窗子里的少女/骨头比肉还软”。胡坦教授先熟练地念一遍藏语，再把上述藏语翻译成汉语告诉笔者。过了60年，胡坦教授依然清晰地记得这首民歌，这是于道泉为激发大家对拉萨藏语的兴趣而使用的一个“引子”。有了兴趣之后，还需要有更为实际的学习藏语的方法。

　　李秉铨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这样总结恩师于道泉教学的三个特点：“一是从拉萨藏语的实际发音引导学生学习，而暂不拘泥于某词的藏文正字发音的学习……二是从实践学习，即课堂教学之外，还请有数位藏族老师，使学生可与他们交谈，通过实践进一步学习和提高；三是走出校门到藏区进行实地实习。”

　　李秉铨教授所称的第一个特点便是“拉萨藏语拉丁拼音方案”，这被于道泉的学生们称为学语言的一根“拐棍”。作为字母文字的藏语，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其中的很多字母是不发音的，规则十分复杂，现代藏文与拉萨口语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先学藏语，再学藏文，将语言学习的难点分散，这是于道泉的教学思路。于道泉与民院另一教授马学良合作设计了一套“拉萨藏语拉丁拼音方案”，这是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藏话语音的系统。笔者在其学生周季文家中看到了这个方案，只有一页纸多一点，“便将拉萨藏语的声母、韵母、声调全部准确科学地囊括其中，诚为经典之作。”说点题外话，根据胡坦的介绍，除了这套“拉萨藏语拉丁拼音方案”外，于道泉还设计了“于氏转写法”——一套拉丁文转写藏文的方案。也就是说，在电脑上有这样一个系统，输入拉丁字母，就能写出藏文，“就像你打拼音，出汉字一样”。国内藏学界大多都是采用于道泉设计的这套方案。

　　这个藏语班的学生很快就掌握了这套方法，通过这根“拐棍”，学习简单的藏语，例如“你好”“身体好”之类的。“学习到一定程度，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开始转学藏文，就比较容易了”，胡坦描述着他们当年的学习过程。一年后，这个班的学生到藏区实习一年，与藏区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实际语言环境中去实习，这是于道泉的又一个思路。

　　于道泉在教授藏语时，可谓尽心尽力。据他的学生周季文回忆，由于藏语班没有教材，于道泉那个时候得成天编教材，他让藏族老先生把藏文写好之后，自己把它写成拉丁文用打字机打出来。有时候赶得急，他就熬夜干，累了困了就趴在打字机上睡一会儿，然后醒来再接着干。“你看到老师这个样子，你不好好学行吗？”

　　实际效果怎么样呢？这个班的学生李秉铨曾两度担任中央代表团的藏语翻译前往西藏：一次是1956年陈毅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另一次是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的中央代表团。这些没有一点基础的学生，仅仅两年就将藏语运用到灵活自如的地步。

　　于道泉的这些学生，以藏语为基础，往藏学的不同方向发展，如胡坦和周季文侧重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王尧和李秉铨侧重藏族文化、藏族历史与藏汉关系等的研究，佟锦华侧重藏族文学史方面的研究……他们在藏学的不同领域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实现翻译机械化的初步思考：数码代字

　　计算机出现后，能否降低高昂的翻译成本，使用电子计算机代替一部分人工，甚至是全部人工进行藏文的翻译？从1956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发表《谈谈翻译机械化问题》这篇文章开始，于道泉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来探讨翻译机械化问题，以便把卷帙浩繁的藏文典籍尽早翻译出来。在其学生王尧编著的《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一书中，记录了于道泉被批斗时还在思考翻译机械化的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段子：

　　“反右”时期，200多人坐在一间大教室里，批判于道泉的“鬼神”思想，“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举手，慷慨陈词，有的声色俱厉，有的甚为惋惜其落后，有的十分鄙夷其陈腐，有的引经据典指摘其谬误，总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闹腾了三个小时，中间也不休息。而于道泉先生呢，却端坐在一根柱子后面，面色凝重，一手抚摸下巴，一手一根一根地拔自己的络腮胡子……似已进入沉思状态。会议快结束时，主持人又发言：‘于先生！于先生！’可于道泉似乎完全没听见，在那里端然危坐……有如老僧入定。主持人急了，提高八度厉声喝叫：‘于道泉！’他这才惊醒，茫然地问：‘什么事？’主持人说：‘刚才大家帮助你3个钟头了，你也表个态，说几句嘛！’于老先生颇感惊讶：‘什么？帮助我？3个钟头了？对不起，我一句也没听见！’引得哄堂大笑!”后来他跟人回忆说，他在琢磨“一对多”的翻译机械化问题。

　　即使在“文革”期间，白天浇灌树木，晚上住在“牛棚”，于道泉也在不停地在思考翻译机械化问题。“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大概就是对于道泉个性的最好说明，他真正地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翻译机械化的第一步是有一个通用的代码，探究这个代码比较早的人，正是于道泉先生，“别的人可能还没到这一步”，胡坦推断。

　　1982年，于道泉在《民族语文》第三期上撰文介绍了他的藏文数码代字方法。民院的一位教师还记得他还设计了汉语、英语、蒙语、满语等多种方案。

　　胡坦教授回忆，这套方案初步形成的时候，于道泉就到处向人“推销”。首先是让他的学生学，而且第二天要考你有没有记住。人们看他这么热情，便学了一些。“他脑子老想这个，有时候走路也想这个，突然，‘哎，我那个数码得换一下，换成那个’，回来以后就写出来换了。”方案改了之后又得重新“推销”一番，人们就“开始打马虎眼了”，很多人觉得麻烦，“不愿意抽出时间学这个他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

　　于道泉去世时有几件没有完成的事情，非常遗憾，“第一个就是机器翻译，当时我们已经看到亮光了，计算机的发展跟他的设想正好能够吻合，越来越吻合。而且在将来这肯定是一个事业，很大的事业，而他如果在世的话，肯定会有贡献的。”胡坦教授异常惋惜。

　　晚年的两件宝贝：新电脑和破自行车

　　于道泉一生“什么新鲜事他都特别敏感，比年轻人还敏感”。他的脑子一直在思考，只想着怎样用科学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解释未知现象。

　　李秉铨对笔者说，他第一次见到电脑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在于道泉家中。说怪也不怪，前文中已经提到于道泉一直在研究翻译机械化的问题。只是，一个80岁的老先生在许多人尚不知电脑为何物时，就已在家中置办了电脑，实在令人惊叹。

　　他的另一件宝贝，是伴随他30多年的破自行车。用现在的话说，是除了铃不响，剩下的零件都在响的破车，漆也磨光了。这辆自行车老会出问题，一两个月得修一回。修车的师傅见于道泉衣着朴素，戴着近视镜，穿着褪色的蓝色制服，头上一顶旧制服帽子，一直把他当工友。直到有一次，胡坦去帮老师取修好的自行车。修车师傅说，你工友的自行车在那儿。胡坦哭笑不得，一解释，修车师傅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个教授，“一直不知道他是教授”。

　　当时胡坦家住东单附近，70多岁的于道泉还骑着自行车，从魏公村到东单找胡坦聊天。

　　周季文、民族大学的另一教师左治国的孩子出生时，于道泉还利用这辆自行车给他们送奶，每天送奶到门口，把前一天的旧瓶子带回去。那时，于道泉已70多岁。

　　于道泉骑自行车在路上，看见路上有块砖头，便倒回来把砖头放到路边再离去。

　　中央民族大学西门以前由一老人看管，门边有一告示牌：“进门请下车”。一般人都不会理会这一规定，多麻烦呀。那个老人说，只有一个人会下车，那就是于老。

　　于道泉大概是笔者听说过的年龄最大的骑自行车的人。据说，83岁时，出于对他身体的考虑，经由家里人建议，于老才放弃骑自行车的习惯。

　　与新电脑和破自行车相对应的，是于道泉在治学上的大胆探索和在生活上的艰苦朴素。

　　较早试验利用太阳能的，于老亦为其中一个。因为西藏光照时间长，他说应当利用太阳能。他自己动手，就在15号楼前弄一个太阳灶。烤了好多东西，然后分给大家吃，“哎，你尝尝我烤的这个怎么样。”这个实验他做了好几年。

　　于道泉甚至研究过妖怪学、鬼学。“研究鬼神、研究灵魂哪，这是人类对很多未知事情的求证，人类现在对客观世界知道的东西，比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要少得多。到底有没有神和鬼？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有或者没有。”于道泉对胡坦解释他研究这些东西的原因。

　　他的工资很高，但他生活异常简朴，他的钱到哪儿去了？学生周季文说，他的钱，一是买书，见到好书都会买很多，回来送给学生和好友；二是帮助贫困学生，他只要知道学生有困难，马上把钱给他们。

　　于道泉的趣事还有许多，诸如不准他的夫人看公家给他订的《人民日报》，便给夫人订了一份报纸，也是《人民日报》；妹夫陈云和妹妹于若木来民院看他，他也建议他们不要坐车，最好步行，“这是私事”……

　　对新鲜事物的研究，对藏学的研究，这些事情已经占据了于道泉的整个头脑，让他无法顾及名和利的问题。对于曾经的同事于道泉，季羡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们平常赞美一个人，说他淡泊名利，这已经是很高的赞誉了。然而，放在于道泉先生身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他早已超过了淡泊名利的境界。依我看，他是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名利’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