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清廷与11国签订的《辛丑各国和约》，规定中国赔偿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关平银），分39年还清，本息总和10亿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笔赔款。
众所周知，辛丑条约赔款总计本息和为9.82亿两，加上各省地方赔偿教会、教士、教民损失的2000万两，共计海关银10亿两。（编辑注：当时中国的官银分为关平银和库平银两种：关平银又称海关银，一两约合37.7993克，库平银一两等于37.301克）。
各国大使为中国官员详细谋划怎么才能凑齐赔款
如何能保证中国政府有能力按时足量偿还这巨额赔款呢？其实早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前的谈判阶段，各国大使就已经开始为中方的官员详细谋划筹措赔款的方法。各国公使步步为营，层层盘问，一定要最大限度地榨出这笔赔款才肯罢休。
谈判过程中英法大使所谋划的筹款方式无非两个：一是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增税；二是想方设法从老百姓身上榨取。其实，清廷的筹款方式也恰恰是从这两处着手的。海关增税一项，清廷当时已丧失关税自主权，能否提高提高多少都必须跟各国政府商定。中方本拟进出口税率提高到10%,但由于对华贸易份额较大的英日坚决反对，最终只是征收5%的关税，并将此法所得关税收入纳入赔款担保，写进了辛丑条约：“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除在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抽。”海关之外，剩下的就是清廷自己想尽办法盘剥普通百姓。据1902年4月3日浙江巡抚奏折中详细描述了因筹备新约赔款对百姓的压榨：“为筹备新约偿款，各捐大致情形：一曰粮捐，无论新旧，一律按照实征之数每两加捐钱三百文，随粮带征。一曰盐斤加价，按现收价值每斤加钱四文。一曰盐引加课，每引由商加课银四钱，随掣带缴。一曰房捐，各属城乡市镇，凡系铺户、行店所居房屋，于逐月租值十成内捐缴一成，房主、租客各半分出。一曰膏捐，洋药、土药熬售清膏所在，皆是各属城乡市镇，无论土店、烟铺，售膏一两收取捐钱二十文。一曰酒捐，查明酿酒缸数，再以缸计坛，给以印花执照，每年酿至五十缸者，缴纳照费洋十元，于售销时分别本庄、路庄两项，粘贴印花，本庄售诸本地，每百斤捐缴洋银二角，路庄运往外路，加缴二角，免其完厘。”衣食住行都要加税加捐，百姓生活如何可想而知。
为确保赔款无忧，辛亥革命时列强趁机全面接管了中国海关税收
辛亥前，“按照过去的办法，关税付入政府指定的银号，由各口岸海关监督处理，海关除了将银号的完税收据核对汇存外，别无责任。”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了能够让中国能够不受任何的影响准时足额支付赔款，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致信英国大使朱尔典说：“我需要时间来把中国的关税置于我的也就是外国的控制之下，而且在没有成功以前，千万不要做什么事来限制我的行动。”随后，他就开始在革命党、清政府和英美列强之间进行极为巧妙的运作。
革命党方面，安格联指示广州和长沙的关税务司“关税一定要存入总税务司或领事账内，最好存入汇丰银行。”同时他致信英国大使朱尔典寻求帮助：“在这种改判进行的时侯，有一艘炮舰停泊在长沙是极为必要的。”在保证了对税款的控制之后，他利用英美各国大使的力量迫使新政府认可他全权管辖关税的权力。各地海关税务司遂以“关税税款担保外债赔款，如不按期偿还外债，就会引起列强的干涉”为理由来威胁革命党政府。新政权立足未稳不得不妥协，“同意将税款以总税务司名义存入汇丰银行，等列强承认新政府后再作处理。”
清政府方面，安格联要求清廷承认其对革命党控制下的海关的管辖权，同时他向清政府提出如果清政府控制的口岸不由他管理的话，革命党可能要动用税款，这就大大不利于清政府。最关键者，他以截留海关经费余款的方式逼清廷将其所辖海关交。最终，清廷不得不做出妥协，1911年11月27日清外务部发出声明：“各关关税已全部交由总税务司管理，以备拨付外债赔款。”袁世凯政府建立后，于1912年7月2日承认了这一做法。从此关税税收的支配权不再归中国政府所有。从1912年起，偿付庚款实行关税直接扣抵庚款的办法。不过，此时偿付庚款的财源，除关税外尚有善后借款和盐余，其中关税只占半数略强，而到1916年9月以后，庚款则全部由关税扣付。
两次外交交涉失败，让中国背负的赔款增加了1.6亿两
《辛丑条约》中关于支付赔款方式，说明庚子赔款明确以海关银为准，而且已经规定了兑换比率。但当时银价日益下跌，当清政府于1902年初准备按条约上写的关平银数交付各指定银行时，各银行却拒绝收受，要求清政府用“以金核计”.但清政府坚持用银支付。这场用金还是用银支付赔款的交涉，前后达三年之久，期间各国对华威胁与利诱并用：声称有意再占天津；联合各国海军示威；拘留中国船只；监督海关等等。在当时国力差距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中方的合理诉求最终无法坚持，清政府最终妥协，确认庚款为金赔款，同时还答应以800万两关平银补齐1905年以前“所欠”各国的差额。袁世凯无奈地说：“有四五只拳头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我们如何能拒绝？！”
1922——1924年的金法郎案交涉失败又让中国多了7000万两新负担
法、比、意三国的庚子赔款，条约中规定是兑换成法郎支付。一战后法郎贬值很大，这三个国家提出中国赔款与辛丑条约所载海关银两不符，要求将庚款改按赔款当时比价折成金元（美元或英镑）偿付。对此中方当然不会同意。于是当时的外交总长王正廷于1922年12月28日照会法、比、意三国公使表示：“中国应付各国庚款，按既定协议偿付，义务已尽……自首次付款以来，历年均系如此办理”,并声明各“该国代表国币之纸币能否兑取现货，自非我国所能过问”,因此对所要求，不予考虑。
三国为逼使北洋政府就范，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在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外交团中不同意交还中国的关余，以便根据欠法国政府的赔款和贷款数目加以扣除”,在英美日等支持下，安格联擅自扣留税款达1500余万元之巨，存于汇丰银行；二是让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不断跟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门交涉，既动之以情诉苦：“现在所用以计算法国赔款比照市价之价格，不足视为能购金货之银价，中国每月……所购之法郎，仅约值应助金法郎之银价半数而已。”又晓之以理说对中国有好处：“关于过去信里所改的金法郎案，我已握查明，对于那些拒绝接受抵法郎作为赔款的国家，如果按照辛丑条约规定比价用银两付给，比用金法郎付给要多付出关平银六十万两。……如果用银支付，比用金支付要多用一百万元左右。国会现在情绪激昂，对他们去说当然需要一些勇气，但是再把这个问题拖下去是于事无补的，不如索性拿出来充分讨论一下。讨论越充分，一般常识反而更有可能占上风。”同时也不忘了威胁是最管用的：“对于中国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实在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在改善财政状况方面取得任何进展。中国现在不过是图一时的痛快，吃亏的还是自己，结果为了空想的一点小便宜而牺牲了巨大的数目，而且即使这点小便宜，任何公正的法庭也不会认为是中国应得的。”
1924年底，段祺瑞为了谋求各国支持以取得被无理扣留的巨额海关余、盐余约2360万余元缓解其财政困境，便于1925年与法、比、意签订协定，同意用美金支付。据当时的财政总长李赞侯回忆：“照当时纸法郎和所谓金法郎（当时法国实际早已不使用金法郎了）的差价计算，我国至少要吃亏六千万元。”8年之后，美元相对于黄金价格的下跌。1933年初，法驻华公使要求中国对法国部分庚款余额付给美元硬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也为法国帮腔，国民政府其时实行“革命外交”,断然拒绝，法见无隙可乘，不再提起，遂不了了之。
据王树槐计算，因还金还银争执的失败，中国多付了92628470两，因金法郎案多付之数，法意比三国合计共达75387834两；两者合计，中国多付了共计1.68亿两。
经过数次战争，庚子赔款逐渐被废止
一战爆发后，各协约国纷纷拉中国参战，一方面是想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劳工增加其力量，另一方面想打击德国在远东的利益。他们许以“缓付5年赔款，并免加算利息……允许中国提高关税以货物实价计算值百抽五”等条件。1917年3月14日，中国宣布对德断交，8月14日对德宣战。德国庚子赔款也从3月起停止支付。一战结束后，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第128条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庚款。中国虽然由于权益未得到保障而没有签字，但1921年与德国签订了中德条约时，德国承认凡约128条仍然有效，放弃了庚子赔款权利，德国庚款遂告停止。
1917年8月中国向奥匈帝国宣战，随即停止付款。1919年1月10日协约及参战各国与奥匈签订和平条约，奥国放弃1917年8月以后的庚子赔款。1920年中国与匈牙利签订和平条约，匈放弃其所占之奥匈帝国赔款部分。奥匈赔款至此结束。
利用十月革命废止了俄国的赔款
就在一战正酣的时候，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中国政府遂趁机开始声称为了“不为接济乱党之用”停止支付俄国赔款：“兹俄国内乱有难平定，其正式政府尤未知何日始能成立，拟将前项赔款自本月份起，仍行停止交付，以期慎重。……并担任由道胜银行收存，完全负责，将来交付与经各国承认之俄国正式政府。”但后来在外交团的干涉下，段祺瑞政府重新将这部分赔款付给了原帝俄驻华公使，直到1920年北洋政府才正式停止支付。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苏联政府为了争取中国政府的承认，积极对华示好。1918年7月到1919年7月，苏联发出过三次声明，表示放弃旧俄在华一切特权，包括“停止1901年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中规定的偿付军费形式向中国索收的款额，包括未来应付款额外过去的欠款。”但是这些表示或未被北洋政府知悉，或列强裹胁北洋政府敌视苏联，因此北洋政府并没有作出什么反应。直至1920年3月北洋政府才开始认真考虑苏俄放弃庚子赔款的问题。经过谈判，1924年5月31日双方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第十一条规定：“苏联政府允于抛弃俄国部分庚子赔款。……苏联政府所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于该项赔款所担保之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庚子赔款俄国部分除清偿所担保之各种优先债务后尚有余款97365197元（银元）。
抗战初期梅乐和掌管的海关总税务司仍坚持要继续支付日本赔款
此后，其余八国的赔款，中国都按时支付。即便是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海关总税务司仍照旧支付日本赔款。甚至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仍以保持海关的“完整”为借口，坚持照旧支付日本赔款，他给在财政部次长的函件中说：“倘中国政府此刻即将该项债、赔款停止拨付，日本军事当局或因之对于海关发生干涉举动，津秦一带海关尤属危险。假如因此事致该两处海关被其攫夺，政府损失势将远过于应付日方债、赔款之数。……如该项债、赔款必复予以停付，为免除对于海关行政完整发生不良影响计，窃以为应付之款项暂存于一中立国家之银行，俟将来恢复和平时再为处理。缘如此办理，在中国政府方面既无资敌之虞，而在日本方面亦不致借为口实，对于海关行政加以干涉。”1937年9月7日梅乐和指示关务署：“当一二八淞护战之时，善后借款按月应拨日本部分，亦均经按期照付。”直到1937年9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才命令海关税务司不再想日本拨付赔款，改由总税务司在汇丰银行开立了“备付日本庚款专账”,按月划拨入账，先后有十六个月之久，到1938年底共达52.5万英镑。这笔款并未交付日本，最后被海关洋员以退休养老金方式吞没了。这样，中国对日本的庚子赔款实际是支付到了1937年8月底，至此，中国对日庚款之余额有1858万两，中国对日庚款的实际支付总数计为5736万海关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41年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中日间一切条约据此都被废止，中国对日庚款部分以胶济铁路青岛公产及盐业等各项偿款当然作废，中国不再有偿还的义务。
1939年中国全部停付“庚子赔款”
1938年底，由于中国沿海大城市均已沦陷，关税悉数被日军劫夺，“庚子赔款”的经济前提已基本不复存在，故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告宣称停止支付庚子赔款：“顾日前战区海关税收，被日人暴力劫持，勒存于日方银行，名为存储，实则利用以夺取我外汇，增加其侵略力量，故其存储之款，本为我各关税务司税收存款，而并不依照汇拨，其侵害友邦利权，及中外债权人之利益，已属无可讳言。政府在此情形之下，不能不有正当之措置，故对于总税务司最近呈请照旧透支还债办法，已不再准予通融……惟此项摊存办法，原系应付目前非常情势之暂时措置，如战区各关将已存久缴之应摊债、赔款及嗣后税收应摊之数额，如数照旧解交总税务司时，政府自当仍即同照旧拨付债、赔款基金，以恢复战前原状也。”这样赔款就停付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战场的特殊地位，为了能使国民政府坚持抗战，1943年英美和中国签订新约，废除了英美在华特权，并正式废止了庚子赔款。
1902-1938年这37年间，庚子赔款总计实付之数为6.64亿海关两，扣除美英等国退款等，中国实际支付的赔款数额共5.76亿多两，约占应付总数的58%.据《包头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