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二十世纪欧美着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藏有十九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而已。”这是艺术家陈丹青在亲自为《寻找孙佩苍》一书所撰序文中对孙佩苍的评价。

　　1942年1月3日，距离四川美术协会“第一次美术展览”开幕仅剩下短短几天时间，作为此次美展主要出品人之一的孙佩苍却离奇猝死，大量重要藏品和多年心血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手稿蹊跷丢失。他未留下一本书一篇稿一个字给后人，历史似乎要将他的履历、思想、收藏记录与死亡、藏品的丢失真相一并隐藏起来。60年后，他死后才出生的孙子孙元在年逾花甲之际开始寻找祖父踪迹，从旁人的回忆录、历史研究文件捞取片段拼凑，历时7年查找，终于还原祖父孙佩苍的基本人生概貌。近日，孙元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中，进一步披露了关于孙佩苍收藏最新发现的史料。

赴法留学搜集美术品

　　最近，随着《寻找孙佩苍》此书的面世，有关“孙佩苍”的故事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该书披露了民国一代美术鉴赏家、收藏家孙佩苍丰富而复杂的人生故事。尽管其收藏经历不尽完整清晰，尚属冰山一角，但在陈丹青看来，仍是“愿将孙佩苍尚未公开的故事，忝为民国年间的又一传奇”.

　　孙佩苍，名沛苍，字雨珊、禹珊，祖籍辽宁沈阳，毕业于巴黎美术学校。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旅欧期间凭一己之力搜购了包括库尔贝、德拉克洛瓦、列宾、苏里科夫以及徐悲鸿、张大千、陈老莲、吴作人等大师的原典。

　　关于这一段赴法求学经历，孙元介绍，和其他的留学欧洲的美术家不同，其祖父孙佩苍是在30岁以后留法的，且留学前已经成家立业。根据最新发现的记录，借中法教育会公布勤工俭学之机，孙佩苍以教育调查员的名义俭学，于1920年11月7日从上海乘法国邮船包岛斯号赴法国，在马赛港入境。同船共有“俭学”和“勤工”身份的179名学生，其中包括周恩来。他先在巴黎市郊郭伯郎学校学习法语和绘画，后考入巴黎美术学校绘画科。在此学习期间，曾先后游历意、英、德、俄、荷兰、西班牙等十国，考察近百处美术馆，进行探索与创作。

　　1927年1月回国后，孙佩苍先后任四洮铁路局秘书和东北大学教授，其间矢志要提倡美术，充实人民的精神生活，以促进文化之向上，与李有兰、张之汉、李湘更、秋烟云等共同筹办美术研究社，借用故宫西院为社址，于1927年10月正式成立，是沈阳的第一个美术团体。该社多次在沈阳故宫举办画展，成绩沛然，影响颇大。其间发表了长篇论着《美术与人生的关系》，是沈阳现代美术奠基人之一。

　　1930年年末受到法国邀请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委任，再次赴法就任中法合办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并代表国家出任国联（联合国前身）中国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之后再取代日本人接任教育青年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孙佩苍继续他的美术收藏与研究，他立志拿出一份中国人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搜集了从写实主义到印象派的大量与原画等幅的精美印刷品和西洋美术品原作。

　　这些收藏全凭他一己之力，生活十分节俭。“奶奶不止一次发牢骚说爷爷小气，为了省住旅店的房费，旅行时总是坐夜间车，一根香烟分三次吸，做饭只买得起最便宜的五花肉，吃到后来一见五花肉就想吐，用包装纸给她写信，把钱都用在买画和去欧洲各国博物馆教堂看画上了。她讲每到一个城市，都没有游逛机会，爷爷总是一头钻进教堂看画，一看就不挪地方，她在旁边等着，站得腿都酸了……”

　　“确实如此，1942年祖父去世时，既没房产，也无金银细软，身无分文的他只有一堆美术藏品，父亲只能向教育厅借部分款安葬，此借款后来被迫用留在成都的陈老莲画册相抵。”孙元说。

　　此外，蒋碧微在其所撰的《蒋碧微回忆录》（皇冠杂志社，1993年8月第11版）中也对孙佩苍这段在法国、欧洲的收藏偶有记录：“由于马克贬值，使我们能够在柏林撑过了20个月，这期间朋友帮了很多的忙，黑市的差额也增进了我们的‘收入'.徐先生利用机会，还买了不少的原画和典籍，买原画在以前是我们不敢向往的事，但在这段时期，徐先生却在每笔交易上都占了很大的便宜，通常是他看中了一幅画或者一件艺术品，问明价格，他便先付一点定金，隔几天借价去取；到那时候，马克可能已经贬值好多倍了。与此同时，孙佩苍先生也搜购了不少好东西。”

　　“德国制的照相机举世闻名，价格相当便宜，我们几乎人手一架，尤其孙佩苍先生还买了照相馆通用的那种大型相机，可摄十二寸到二十四寸原版照片。孙先生用来拍摄原画，方便得很。”

徐悲鸿赠临摹名作

　　2010年12月中旬，中国油画院要办两个画展，院长杨飞云向孙氏家族借用了三幅徐悲鸿的油画。其中《参孙与大莉拉》放在油画院的“回到写生”展内，而《孙慧筠肖像》（系徐悲鸿为孙佩苍女儿孙慧筠所作画像）和人体写生《坐裸女》则参加了中国美术馆的“面对原典”.孙氏家族竟拥有徐悲鸿几幅珍贵的上乘油画，乃令人惊叹。值得称道的是，徐悲鸿、张大千、林风眠便是孙佩苍的至交好友。

　　值得一提的是，《蒋碧微回忆录》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孙元小时在奶奶家经常看见的那幅《参孙与大莉拉》的由来。“好友孙佩苍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十七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参孙与大莉拉》的名画。”

　　“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那一段时期，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先生临这幅画很费事，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多天。”蒋碧微写道。

　　孙元认为，“受孙佩苍请托，徐悲鸿竟可以在访欧的有限时间用十几天临摹此画，足见两人始于留法时期的友谊。”而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徐悲鸿、廖静文之子）也在《惊天地，泣鬼神--徐悲鸿三幅油画赏析》中写道：“先君悲鸿公临摹这一名作也是为了完成至交、好友孙佩苍先生的嘱托。1920年时，孙佩苍先生与他同在巴黎研习绘画。他们均对艺术爱入骨髓。……孙佩苍先生是我国西方艺术品的第一大收藏家。”

　　此外，孙元还提到徐悲鸿曾为孙佩苍夫人和女儿作画，孙氏家族现尚保留。以及徐悲鸿还送给孙佩苍另一幅画作《第二夫人像》（亦作《妇人倚窗像》）。“大约是1922年，祖父和徐悲鸿在柏林度过一段时间，《第二夫人像》就是此时期徐悲鸿临摹并送给孙佩苍的，他二人都格外欣赏崇拜伦勃朗大师。”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