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父亲的政治立场也并不明确。虽然他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若即若离，但他也并没有下决心走到共产党这边来。他只是以地方实力派的一贯心态，力求壮大自己的实力。在他的争取下，蒋介石同意他成立"云南保安司令部",父亲于是很快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由他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到1949年起义前夕，这支部队已达5万余人，成为起义中的基本武装力量。

　　1948年底，父亲对秘书这样说："我们都坐在国民党这只船上，由于这只船的管理人员太不行、太坏，使这只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眼看就要沉没了。不过，它既是一只大船，不是一下子就沉下水去，还得慢慢地沉。沉是注定的了。问题是坐在船上的人各自怎么办。"

　　昆明起义，与蒋决裂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崩溃，使父亲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2月下旬，他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土宋一痕秘密与中共接触，父亲与中共华南局的联系也从此建立。

　　作为云南的一方首领，父亲的政治态度显得更为关键。那时我9岁，正在昆明上小学，对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什么体会。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沈醉的军统早已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和附近邻居家布置了各种暗哨，家里来了什么人、干了什么，都有人监视。他们也到处搜集信息和情报，判断父亲究竟是亲共还是反共。如果被发现"变心",绑架甚至暗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父亲决定让家人先转移到香港。

　　1949年6月，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官的周体仁受到周恩来、朱德委托，辗转回到昆明，与父亲长谈。父亲感叹："傅作义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怎么还为老蒋卖命。"此时的父亲，显然已经为自己的政治道路做好了选择。

　　8月24日，放心不下的蒋介石特地由台湾飞重庆，屡次电召父亲去重庆。父亲在9月6日飞重庆。没有料到的是，父亲在重庆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接待。蒋介石想把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云南，把这里变成反共基地。父亲也只好先表示同意，以求先能安全回到云南。

　　从重庆回来后，父亲下决心起义的态度明朗了。如何把握准时机是一个问题。12月9日这一天，张群第四次来到昆明，父亲安排他住在青莲街的卢公馆里。9日下午，父亲在公馆里大摆宴席，宴请美国驻云南总领事陆德瑾和副领事，英国总领事海明威和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人。当时卢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一派宾主尽欢的祥和气氛，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迷惑了暗中监视父亲的那些人。父亲其实早早以张群名义发了一张通知，假称因张群到来，21点开会。21点整，第26军军长余程万、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云南绥靖署保防处处长沈醉和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第193师师长石补天等，如约来到卢公馆。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出现。众人等得有些不耐烦，这时父亲的警卫长龙云青带着一群卫兵走了进来，用手枪对准他们，把他们缴了械。之后，父亲自己从后门走上了五华山。12月9日22点，父亲在五华山正式宣布起义。父亲宣布起义后，还致电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被蒋截获，蒋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14点，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自此永远地离开大陆。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到他跟什么人讲当年起义的过程，尽管里面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管外界是赞美也好，批评也罢，他顶多是笑笑，既不解释，也不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