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跷的是，这次兵变虽说抢劫的规模很大，但似乎是专门冲着有钱的地方而去，特别城中的银号，更是一网打尽，遭灾最重，就连官府的存银处也遭到抢劫。据后来的统计，乱兵们在当晚的骚乱中至少抢走300万以上的银两。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当晚的兵变中，袁世凯那些主管北京治安的亲信们毫无动作，譬如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在当晚传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不得干涉，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都参与了抢劫活动。
当时任京畿五路备补军管带并亲历此事的冯玉祥在回忆录中说，“这天的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是第三镇全体。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这样闹了一阵，他们怒犹未息，又大举纵火，接着南北两城也陆续起火”。
冯玉祥认为，说这次北京兵变的主谋是袁世凯，显然是高估了他的实力，因为袁世凯在回乡数年后，已经失去了控制第三镇的能力，何况第三镇的军纪本就极坏。据冯所说，这次兵变的直接原因是“段芝贵减饷”一事导致了兵变，因为按之前的惯例，军队开拔前士兵每人加饷一两，“现在段芝贵却凭空把这一两银子减去。一两银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关饷。饷下来，扣除了伙食费，还剩得多少，他们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两银子，这实在比要他们的性命还要严重。减饷的消息一传下来，士兵们无不愤激，口里不住地咒骂，算是袁世凯的八代遭殃，给他们骂烂了。……”
但冯玉祥同时也认为，“这次的兵变，减饷的事实在是一个导火线”，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以下几点：“第一，满清政府虽已推倒，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虽已挂了出来，可是整个社会的实质和政治方面机构，却并没有什么改变。一般人民的脑筋里，依旧牢固的存着一个皇帝的偶像。尤其是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这样，如何维系军心？当时老袁做了大总统，我就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目兵在背后切齿咒骂他，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第二，第三镇的队伍自在长春驻扎，军纪即极败坏。开到北京以后，堕落更甚。官长目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训练教育的事，完全废弛了。……第三镇这样，其余京畿一带的驻军无不如此。带兵的荒唐，目兵从而效尤，统帅者听任不问。好像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世界变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为，用不着受拘束的了。”
王朝更替而不乱者几稀。无独不偶的是，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当时也在北京军中）也在回忆录中称，“正月十二第三镇在北京兵变，初非袁世凯所主使，有些人委称系袁世凯指使，以抗议南方代表要求迁都南京者，实乃诬传，不过袁适逢其会，利用兵变拒绝迁都，或者有之。因第三镇在汉口与革命军作战之后，士兵回京，仍不忘在外作战时期之不纪律生活习惯，而带兵者战时不知注意约束士兵的轨外行动，战后又疏于整顿与防范，故至酿成兵变，若谓第三镇兵变为袁主使，然则毅军兵变，亦将谓有人主使耶？”
原来，在第三镇兵变后的第二天晚上，姜桂题的毅军也在西城哗变起来。接着，天津、保定也都相继发生哗变的事情。这些哗变，大都是以抢劫民财为目的，特别是在“截捕第三镇变兵后，得到意外的收获，军心即起浮动，每每想发横财”，因为在堵截中，“变兵被管押或处决，物品归公，而若干银钱饰物，不少都装入了堵截者的腰包。……经过一、二日截堵变兵，弟兄们彷佛像猫子吃惯了野食，派他们固然出去，不派他们亦要自动出去。……等到绝无变兵时，他们还有顺便偷劫城外居民的……（此段系《徐永昌回忆录》）”。袁世凯可能没有想到，他离开北洋新军不过两三年，他亲手训练出来的部队已经成了这个痞样。
在北京兵变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果然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遭到抢劫为理由，在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抗议的同时，还从天津等地调集卫队入京，以加强使馆区的巡逻警戒。不仅如此，公使团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他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大有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架势。
由此，反对定都南京的声浪进一步高涨，《申报》在3月5日发表一篇题名为《对于北方兵变之观念》的评论，责问南京临时政府“袁总统尚可南来受任耶？”“临时政府尚可建设南京耶？”江苏省议会也于3月7日通电指责南京临时政府强行要袁南下，“致统一政府迄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保之变”；“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令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
而就在同一天，黎元洪发布了一篇十万火急的通电：“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孳未清，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与黎元洪一样，其他省份的都督及将领如阎锡山、谭延闿、马毓宝、孙道仁、蒋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也都纷纷表态，主张定都北京。
事实上，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陷于被动的地位而不得不有所缓和，如孙中山在《复章太炎函》中说，定都一事，“可俟将来国民会议之。”黄兴也在《复庄蕴宽李书城书》中说，“国都问题当由国会解决，临时政府为暂行统治权之机关。”从以上表态来看，孙、黄虽有所退让并称由国民会议解决，但仍旧企图造成先定都南京的事实。
而“兵变”后，袁世凯也不再同专使团会面，却不时的派人将各地变乱的电报送来，其用意不说自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觉得局势悲观，他们向南京发去一电，称：“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所谓“高手过招，高下立现”，在政治权术和经验上，当时南方革命党毕竟远不如袁世凯来得老道；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上，他们也远不如北洋势力，在当时的情势压迫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接受专使团的建议，放弃原来建都南京并坚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主张。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在北京外交大楼中（即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日，前清的旧官僚们也都按前朝惯例，向新总统排班谒贺，就连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杂列其中，鞠躬相庆。如此结局，倒像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