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地方官，为了提高征收捐税的效率，往往将征收工作“外包”。先由“包税人”预先垫缴一部分，然后，“包税人”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向民间征税。“包税人”缴足“承包款”后，余额就成为自己的利润。这种“赢利型经纪人”的大规模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由乡绅精英协助政府管理的千年格局，传统的士大夫乡绅们退出了乡村的管理，而代之以流氓痞子，这造成了日后著名的“土豪劣绅”问题，一直困扰着晚清和民国政府。由“土豪劣绅”执掌基层政权，大大地毁坏了清政权的执政基础，自挖墙脚，竭泽而渔。

在财政扩张冲动之下，各地政府还不顾组织原则，大肆借取外债，并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所举借的外债，几乎全由地方政府主导和承办，并多以中央财政直属的海关关税、盐税等作为担保抵押，这亦是一种变相的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源。

在混乱的财政和财政管理之下，康熙皇帝当年定下的“永不加赋”的庄严承诺，虽然是清政权的立国之基，却也成了过期作废的旧船票，无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当然，康熙的承诺既然如此庄严后世领导就必须在表面上予以维持：“赋”是不会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费”。

根基于田赋之上的“附加费”，遍及全国，名目繁多，令农民们不堪负担。

四川算是这方面的先驱。该省在咸丰三年(1853年)开征“按粮津贴”，每1两田赋，加收1两“津贴”，增了一倍;1862年，四川再度开征“按粮捐输”，总额180万两，为正税的3倍;1901年开征“新加捐输”，税额上升到350万两，为正税的5倍……

到了新政改革期间，农民们又要承担各种名目的改革成本，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川汉铁路的“租股”。为了筹集铁路建设的巨额资金，农民们纷纷“被”当股东，根据田赋按比例缴纳“租股”，居然多达2000多万两，相当于四川省66年的正税税额。这成为引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参阅雪珥著作《辛亥计划外革命》)

这类加征，通称为“浮收”，就是不按《赋役全书》规定的科目、税率而加收钱粮。此外，还有一法，叫做“勒折”，就是在以银钱代缴田赋公粮时，以高于市价的比例勒收银两。浙江的杭、嘉、湖实行“漕粮改折”之后，地方政府大肆“勒折”，每石粮食的折价不断上升，居然超出当地实际粮价的一倍。而别的省份，竟有“浮勒至十倍”的!

各地虽然变相加征田赋，却都刻意回避“田赋”二字，以便维持康熙皇帝的庄严承诺。一时，“亩捐”、“抵征”、“漕粮加价”、“规复钱粮”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而且，越是鱼米之乡，负担越重。同治二年(1863年)，还在担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向中央报告说：“苏、松、太浮赋，上朔之，则比元(朝)多三倍，比宋(朝)多七倍;旁征之，则比田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

田赋之外，各级政府还在民众日常必需的食盐上大做文章，“盐引加价”成为甲午战争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最爱使用的增收办法之一。从1895年开始，直到1908年光绪末年，江西的淮盐销区总共加价8次，食盐零售价飙升一倍。与田赋一样，食盐的加价部分，远超其正价，天津芦盐加价为正价的19倍以上，淮南四岸的加价则为正价的13~16倍，四川沿边各岸加价为正价十多倍到二十多倍……“盐都吃不起了”，成为民生艰难的最生动写照，由此推动了整体物价的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