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伯和父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

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父亲参与筹建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当时，周伯伯是这个军校的政治部主任，父亲从那时起就结识了周伯伯。自此，“周张之谊”即便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武装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也从未中断过。

在黄埔军校期间，父亲与周恩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等人过从甚密。邓演达时任训练部副主任，他们三人也经常在一起。

初入黄埔不久，在周伯伯等人的影响下，父亲想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向周伯伯提出了申请。周伯伯十分高兴地说：“我个人表示欢迎，但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你回话。”

过了一些时候，周伯伯回复说：“中国共产党方面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国共两党曾有约，共产党不吸收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入党。此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恐有不便，不如稍等适当时机为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为国民党要员的父亲言论激烈。到1925年夏，他的“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因此被右派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把父亲及与父亲关系密切的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称为“黄埔四凶”。

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社会上斗争甚为激烈，黄埔军校内的国共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上两党斗争的缩影。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是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派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

由于父亲为蒋介石所重用，同时有保定同学的支持，而当时校内的军事教官大多是保定学生出身，他还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关系密切，所以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

父亲站在中间偏左的立场，认为国共两党应该团结共同革命，而不应闹分裂，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但在言论上、行动上多“左”倾，比较偏向“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样一来，父亲为双方所不容，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

在1989年春天，周伯母邀请我们这些子女去做客，她说：“你父亲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们这位老大哥喜欢开玩笑。他讲笑话，别人哄堂大笑，可他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笑。”

周伯母告诉我们说：“1925年我同恩来在黄埔军校结婚。那时恩来是政治部主任，你父亲是新兵团团长。我们结婚很保密，除了你父亲，别人谁也没告诉。谁知你父亲一定要请客。他安排了两桌酒席，找了几个会喝酒的人来作陪。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没喝，却把恩来灌醉了。最后他找来卫兵把恩来抬回去，直到第二天，恩来的酒也没醒。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周伯伯和周伯母是在1925年8月8日结婚的。父亲曾说，周、邓虽无婚礼形式，但确实举行过庆贺，他亲身参加了。当时邓演达、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陈延年等都在场，宾主尽欢，还闹了酒。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父亲与周伯伯同机飞到广州。父亲笑着对周伯伯说：你们应该旧地重游，到太平餐室吃饭纪念。办完公事后，两人真的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

北伐战争开始后，父亲为了能够使国共两党合作如初，避免破裂，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建议由周伯伯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但最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每想及此事，父亲“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个大损失”，“也是导致国共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时，他心上的一个最大疙瘩是国共问题。他目睹并实际上参与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内心十分不安。他对两党斗争忧心忡忡，时刻苦思弥合补救之策。

当北伐军到达衡阳后，父亲又一次提请蒋介石：会师武汉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父亲晚年告诉我说，当时蒋介石接连“嗯”了几声，没有给出具体的答复。

他再次与周伯伯有较多交往就是父亲任湖南省主席期间了。

1937年冬，武汉撤退，父亲任湖南省主席。当时中国共产党驻长沙的代表徐特立、叶剑英还有周伯伯，经常来家里做客。父亲在湖南任内期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融洽相处，“即有小事故，我们也能开诚布公，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如浏阳县县长捏造罪名将一名中国共产党干部枪决后，徐特立将此事通告父亲，父亲在查明真相后，马上将该县县长撤职予以严惩。

在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军事斗争更趋激烈。为了避免与中国共产党作战，不违背自己的救国宗旨，父亲主动请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十年中，父亲五次带兵打仗，两次是抗日，两次是军阀混战，还有一次是与李济深、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作战，但从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打过仗，那是他绝对不愿意的。

抗日初期，为了恢复两党合作，国共双方派出代表商谈，父亲参加了这次谈判。自此两党关系确实一度表现出相当的融洽，父亲为此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