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北岛回信的那一天仍旧是潮湿的。对我来讲，那段被各种咖啡、丝袜奶茶所铭刻的时间，仿佛还在文献、讨论中浸泡着，似乎还散发着澳门利氏学社图书馆里，我心悦诚服地翻过的《哈佛亚洲杂志》的味道，崇高的汉学杂志与早期传教士的回忆录里对华南天气的抱怨，更加剧了我记忆中的滞重与潮湿。

　　北岛写下的诗倒是从来没有模糊过，无数人跟我一样，在灯下读过无数遍新世纪出版社1987年版的《北岛诗选》。曾经我打开这本书，往往担心自己记住了太多，就丧失了下次阅读的乐趣。在广州，我见过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陈锐军先生，“我记得贵社出版过……”“是的，每个新朋友几乎都是这样跟我打招呼。”

　　在望厦山上，我眺望着海的一角，此刻北岛也许正在从香港来澳门的船上。

　　晚宴时，我见到北岛的译者、可敬的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女士时，告诉了她北岛即将到来的消息。然后，这个消息经过不太长时间的传播，反馈来的却是令我有些沮丧的信息：北岛的教职似乎出了些问题。他还会来吗？作为联系人，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北岛在深夜到来。第二天一早我约了他一起吃早餐。高耸入云的自助餐厅里，不明国籍、不知将操持何种语言、做出何种菜肴的厨师站立一排。我随便夹了些食物坐下，他正与厨师就培根的问题有条不紊地磋商着。

　　就是这样，我三心二意地切割着饼或者培根，开始与他交谈。当然，我介绍了利氏学社和这次会议。他听到利氏学社与利玛窦相关，手中的刀叉似乎有一刹那的停顿。

　　他的很多照片我都见过，此刻的他与《时间的玫瑰》一书中的插图最为接近，消瘦、忧郁。自然，我们谈到了他因这本书与翻译家发生的争论。就某一首外国诗在中国回音的音质，精细的听觉艺术家之间有了些不和。我也谈到自己曾翻译过一些东西，也写过一些翻译评论。

　　“那我们是同行。”北岛说。

　　细节很多，但场面肯定是不真实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谈到他在《财经》专栏的稿费，“钱当然你是不在乎的。”我大包大揽地说。“其实我在乎的。”他说。

　　研讨会上某位学者将《今天》的出现与刘心武的《班主任》放到一起谈，北岛回应了，他克制地说，将这两者放到一起是“危险的”。第二天，北岛回到香港去看家人，会议的合影没有他。

　　第三天陆军俱乐部的雅集很有意思，诗歌朗诵的语言有英语、普通话、葡萄牙语、粤语与一种快要失传的澳门葡萄牙语。北岛朗诵了他的《黑色地图》，开头是猝不及防的“寒鸦终于拼凑成夜……”在澳门，那一夜的普通话是有尊严的，尤其是当他念到最后一句：“我回来了———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我百感交集，听到他们鼓掌，我不太相信外国人真懂了这首诗。明白了诗歌的意思，明白诗歌的滋味么？即使会背这些诗句，但会是在青春期背诵下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