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时的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

 

陈碧英自从1934年10月中旬，与董必武分别后，从原路返回到瑞金。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她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敌人对红色区域实行疯狂的烧杀掠抢，着重摧毁共产党的党政组织，白色恐怖布满城乡。陈碧英在兴梅山苦寻了十几天，未能找到地方党的组织，万般无奈的她，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的坝口，找到了年迈的母亲。在母亲身边起初的一段日子，老人赞同女儿去湖南找共产党的红军，找董必武。可是，四周的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个村庄都驻扎了国民党的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地变淡了。母亲害怕会有人把陈碧英给认出来，那是非杀头不可的。老人的担心与日俱增，多次拉着女儿的手说：“碧英啊，那个董必武走了大半年，他的情况怎样很难说，你才二十五六岁年纪，再找个人过吧。”陈碧英听了怎么也不肯，急得母亲几次跪在她面前，声泪俱下地哀求着，碧英仍是死活不依。老人依旧害怕有人认出女儿的身份，几个月后把陈碧英带到梅岭山一个叫牛角坳的小山村住下来，过着耕种糊口的清苦生活。

三年过去，在母亲多次痛哭流泪的跪求下，陈碧英心如刀绞地答应嫁人。村上有个年及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在村人的撮合下，陈碧英与严修道成婚。

光阴一年一年地过去。在那个与外界很少接触的山区小村，生活了十五个春秋的陈碧英，于建国的第二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长叹：“这是命啊！”

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不到两个月后悄然去世。这时候，董必武也已经逝世8个年头了。

之六：周月林与梁柏台

还有人因为随丈夫留下来，其后遭受到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周月林，原籍浙江鄞县，1906年出生在上海，1922年被党组织派在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第三年，周月林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共产党人梁柏台结为伉俪。1931年9月，夫妻俩奉命回国，来到中央苏区首府所在地瑞金。年底，梁柏台委任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任司法部长。中央苏区烽火连天的战斗生活，也把周月林锻炼得更加成熟了。1932年，她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妇女部长。

1934年2月，周月林和梁柏台这对“夫妻部长”，同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周月林还与毛泽东等17人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是主席团中惟一的女性。

1934年10月初，中革军委在获知蒋介石于庐山制定了50万大军四面合击的“铁桶计划”后，决定及早跳出敌人的重围。梁柏台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留下来协助项英、陈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随丈夫留了下来。

主力红军前脚离开中央苏区，50万人马的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占据了各个城镇和所有的交通要道，实行残酷至极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下来的16000余人，被敌人层层围困在于都县西南部与瑞金交界的百里不到的山区中，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1935年2月上旬，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考虑到了几个“特殊”人物的安危，首先是瞿秋白患肺病已久，近来病情有所恶化，需要从速离开苏区转往香港治疗；另一位是何叔衡，年及六旬，身板不是那么硬朗，应该从速转移出去。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同行的还有，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考虑到周月林从小在上海长大，熟悉地下工作，也一道前去香港。8天之后，这支小队伍到达预定中的第一个目的地——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行至距水口镇10里的梅坑时，被敌人发现包围。继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走之后，瞿秋白与周月林、张亮同时被俘，被押到水田镇，几天后又解到上杭县国民党保安团第十四团团部。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