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他们地位相当，所处时代和大环境也相同，风云际会，砥柱中流。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发令枪猛然打响，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跑。怀着富国强兵的同样梦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各自的国家一路追赶。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同样是经世之才，一个身背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这样悬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橘北枳、水土不服？还是真如李鸿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齐”？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50天，一代大家梁启超便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该书叙述评价了李鸿章的风云一生，并率先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分析。梁启超认为:“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19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客观环境方面，难比伊藤。梁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念下进行评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

梁启超不愧目光如炬，巨笔如椽，其学贯中西，识见犀利，一剑封喉。千载而下，恐怕对李客观全面的认识和评判，无出其右者。

不过，梁任公只见树木，未见森林；只见其果，未证其因。苹果埋进肥沃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投进五色酱缸只会腐烂变质。让我们试着从文化结构上找找原因。

据李鸿章的幕僚范当世说，李在直隶总督任内，喜看《管子》，甲午战争后喜看《庄子》。李鸿章在给一代大儒吴廷栋写信的时候，自己也说“鸿章少年，有志于学，不得已为事情所累”。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李鸿章是沿着传统的科举道路进身的，他的知识结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这种知识结构本身的弱点与缺陷，决定了他不可能走得更远。著名科学家周光召指出:“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所以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种猜测，缺少科学根据。”已故学者冯建辉在其《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中进一步阐明，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伴随着“文艺复兴”而迅猛发展，促进了整个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不乏深刻的见解与合理的成分，但总体上，其基本主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现代化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就连被称为“东方圣哲”、终生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说:“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

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显然要比李鸿章开阔新颖得多。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学过汉语，在倒幕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的改革派发起的旨在推翻幕府统治的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洋学中获得启益。1863至1864年间，他曾留学英国，时日虽短，见识却颇丰。他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据记载，他不断读书研究，直至做了总理大臣后，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连外国的新闻杂志都期期必看。

然而，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练淮军、兴北洋；开招商局、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倡修铁路……如果没有点儿真功夫，能办出47个中国“第一”？仅仅从自身文化结构上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伊藤博文照样精通儒学，乐此不疲（他的名字就来源于《论语·雍也》中的“君子博学于文”），甚至他的治国名言就是“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他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追根溯源，李鸿章的脚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如梁启超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尽管他受了鸦片战争后“经世之学”的影响，但他对西学的了解，始终停留在比较浅薄的“器物”层面上。他作为大清重臣，迫于满朝清流非议之压力，变革只敢触及器物层面，绝不敢越“中体西用”雷池半步，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