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认为，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敦煌是一个极其独特的文化存在，它将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文化集于一身，并且以十分鲜明生动的形象融会贯通地表达出来，这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敦煌文化得以取得国际地位的基础。

 

　　敦煌学只有置于整个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可能更上层楼 　　公元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十六窟的积沙时，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从中出土了公元4世纪到公元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由于这一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新的国际显学——敦煌学。

 

　　最早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史学大师陈寅恪，1930年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写的序中谈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敦煌遗书）发现以来，二十余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这一名词从此沿用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专用名词，为全世界所通用。藏经洞的出土文献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它几乎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各方面，而且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是难得的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敦煌学最初的研究范围主要就集中在藏经洞的文献上，以后才扩展到与藏经洞文献相关的问题以及敦煌石窟、敦煌文化历史等方面，成为一门博大精深、涉古通今的综合性学科。

 

　　不幸的是，敦煌文献在发现之初，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就接踵而至，以不公正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了大量文献，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陈寅恪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世界各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重视、整理和研究，无形中又推动了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如法国、英国、日本等国一直有一大批学者钻研敦煌文献，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因而才有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根据斯坦因所获的西域敦煌艺术品整理出版的《西域美术》，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帮助很大。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他们对于敦煌文献中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入的，敦煌也是日本文化的源头之一，因此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曾在一个时期内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从1980年开始编纂并陆续出版的13卷本巨著《讲座敦煌》，倾全国的敦煌学专家之力而成。

 

　　敦煌学在中国也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100年中，前一半是四海翻腾内战频仍的时期，少数敦煌学的先驱者单枪匹马，万里孤征，靠个人的努力与牺牲，焚膏继晷，筚路蓝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人的名字我们永远也不该忘记———叶昌炽、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陈寅恪、刘复、向达、陈垣、郑振铎、王重民、常书鸿……是他们为后人铺平了道路。

 

　　成立于1944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标志着中国敦煌学研究从文献整理扩展到石窟艺术研究，莫高窟的保护工作也正式开始。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的敦煌学研究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于1983年成立，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改组为敦煌研究院，中国的敦煌学研究突飞猛进。现在老一辈的敦煌学家如段文杰、季羡林、宿白先生等还健在，一批中青年学者又脱颖而出。新近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是中国敦煌学界的全部“现役主力”术有专攻、各展其长、历时13年完成的鸿篇巨著，第一次全面地对敦煌学进行了总结。中国在敦煌文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考古、敦煌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改革开放后，国际间学术交流明显增多，使中国学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的资料，与国外同行互通有无，在共同的起跑线上竞赛。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后举办了6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敦煌研究院也举办了5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7月29日—8月3日，两机构将在敦煌莫高窟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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