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颐

　　巴黎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文化、文学、思想、艺术、时尚、奢华、高雅、肮脏、流浪、堕落、颓废、前卫、造反、革命……种种不同的元素在此“熔于一炉”。以研究19世纪末法国历史文化著称的法国历史学家普多夏松在《巴黎1900——历史文化散论》中，为我们绘制了一幅详细的巴黎“文化地图”，揭示出“巴黎的秘密”。

　　巴黎以其特殊的方法在这片狭小的空间中长时间汇集了大量精英，因此她成为欧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的“文化之都”。这个得天独厚的“文化场”，吸引了法国的“外省青年”和世界各地的“有志之士”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来此奋斗。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无论个人是成是败，都对巴黎形成兼容并包的传统起了促进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巴黎的管理者似乎深谙“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对这种“巴漂”越来越宽容，并不动辄清理；而且，管理者从政策和资金上扶持自己赞同的文化，但对自己并不喜爱的某些文化现象并不压制。这种文化机制和传统，造就了“文化之都”。正如作者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黎是一个理想的观测场所。只须几个平方公里的空间，这个首都尽可集中各种奇异现象，因为它有能力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

　　众所周知，形形色色的沙龙在把“这些东西”自发“组织”起来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沙龙最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社会关系，一方面激活彼此的竞争，但又巩固彼此的联系，能否进入某个沙龙并被认可，甚至是能否成功的关键。

　　不过，到了19世纪末，沙龙的作用开始淡化。此时的巴黎“一个杂志的时代取代了昔日的沙龙天下”，大量创刊的各种杂志生生灭灭，“长寿”者不多，但正是这些越办越多的杂志成为19世纪末巴黎的文化基础。各种杂志的生存更需要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而许多杂志的存在又使文化环境一点点宽松，这种良性循环更增强了巴黎的文化吸引力和辐射力。在一定意义上说，某处杂志的多少及其生存环境的宽严，是此处文化是否繁荣的标志。

　　从19世纪末开始，对“文化”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各种报告会。那时的报告会已远不限于教育界、学术界。学术报告会与通俗报告会的界限也不再严格。有学者谈到报告会的功能时说这是“一种高等教育的通俗形式”，报告会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一些报告会竟在最著名的大剧院举行，可见报告人已可与当红演艺明星媲美。

　　正是这种自发形成的沙龙和随现代化而生的各种杂志和报告会，造就了巴黎“文化之都”的地位。在法国，“外省”如想获得文化成功，非得经过“巴黎”的认可；在世界各地，获得文化成功当然不必要巴黎的认可，然而一旦获得巴黎认可，几乎就是获得了世界性“文化认可”的签证。这就是文化之都的力量。而只有在宽松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这种文化力量；要想打造“文化之都”，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资金，而是创造适宜“文化”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