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血洒梧州
王亚樵王亚樵，字擎宇，别字九光，安徽合肥人，1889年生。早年与朋友结拜为兄弟，排行第九，人称王老九。自幼性情刚烈，向往荆轲、聂政，以侠义自许，以改造社会为己任。1913年到上海做苦力，不久打出一片天地，成为拥有千百门徒的“斧头党”头领，从此开始其背景复杂、行动隐匿而令世人瞩目的暗杀活动，被称为“暗杀大王”。
1922年，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而明争暗斗。卢以亲信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齐则委爱将徐国梁为上海警察厅长。卢为剪除齐燮元的臂膀，欲觅侠士以杀徐，时上海斧头党首领王亚樵与卢公子筱嘉已熟识，且豪爽仗义、敢作敢为，卢永祥乃托王杀徐，并交王二万元为经费。
王亚樵承诺后，即召集心腹徒众等，取一万元分发，限一个月内完成任务。然而这些帮会徒众均是上海的“三光码子”(即吃光、用光、当光)，有了巨款便先去四马路(今福州路)吃喝嫖赌，三个星期过去后，徐国梁的一根毫毛也未损伤，王亚樵急了，将徒众招来训骂一顿，又掷出五千元，限一个星期必须取徐的人头。两日后，王徒郑益庵侦得徐国梁每日下午必至大世界对门的温泉浴室洗澡，王亚樵大喜，即与郑于1923年11月10日下午到该处守候。当徐浴罢出来，正要上车，王、郑双枪并发，弹中要害，徐国梁被杀。王亚樵为卢永祥除一心腹大患，卢为酬谢，除再赠重金外，委王为浙江别动队司令。
当时，孙中山致力于反直(曹锟)三角联盟，知王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交厚，特请王负责联络，因此，王亚樵此时亦十分活跃。但到1925年春，卢永祥兵败下野，王的别动队也只得作鸟兽散了。接着，他先去河南投奔胡景翼，得了个混成旅长；不久胡暴病身亡，王又率部南下广东，加入中国国民党，结识蒋介石。此后被国民党派到上海来工作。一次，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联益坊议事，王与杨虎意见不一，发生争执，王面对身材高大的杨虎，急中生智站到椅子上，“啪”“啪”，伸手就是两个耳光，杨虎畏惧王之气势，竟不敢还手，只一笑了之。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宋子文等控制政权，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一门三部长”之说。王亚樵对蒋介石的一党独裁极度不满，宣布与之决裂；而对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颇有好感，因此主张拥汪反蒋。王曾数次派干将谋刺蒋介石，均因蒋防犯严密而无从下手。于是，王亚樵决定改刺宋子文。
宋子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1931年王亚樵曾暗杀宋子文，误将宋的秘书击毙，宋子文逃脱一难。宋子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蒋介石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1931年春，王亚樵为侦察宋之行踪，在上海蒲柏路(今太仓路)召集部下议事，随后，责令华克之、张玉华等组成南京小组，以刘刚、李恺等组成上海小组，分头准备。
7月22日，南京小组向王亚樵发出密电：“康叔(宋子文之代号)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王立即出动二十余人，将上海北火车站围定。23日晨8时许，宋子文偕秘书唐腴胪等下车向出口处走去，现场指挥华克之命枪手陈成出击。不料是日宋与秘书均着白哔叽西装，戴拿破仑帽，身材也差不多，陈成仓促之间分辨不清，竟将唐腴胪击毙，华克之见一人倒地，认为刺宋成功，即扔出烟幕弹，掩护部下安全脱身。宋子文遂逃脱一难。
刺宋案后，国民党警特机关侦骑四出，寻找策划者，后被王亚樵指挥的另一谋刺上海市长吴铁城小组成员何永安所出卖，遂知是王亚樵主谋，蒋介石对王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十九路军在闸北英勇抵抗日军进攻。王亚樵即发动工人、市民投入抗日，他联合其他人组成上海市抗日救国决死军，由余文奎任司令，编成二十个大队投入战斗，专门锄杀日军、汉奸。后日本援军赶到，大将白川为指挥官，王得知白川在日旗舰出云号上的消息，即与龚湘龄等策划，研究自制水雷突击，结果因偏差而没有击中。
爆出云、除白川的行动虽未成功，王并不气馁，并继续寻找良机。淞沪停战后，志高气昂的日军拟在4月29日天长节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大会。王亚樵得悉后异常气愤，认为日军此举是对我中华民族的极大侮辱，发誓要炸死白川，捣毁此会。
日军规定天长节祝捷大会只准日本、台湾和朝鲜人参加。王亚樵更与在沪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合作。4月26日，王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沧州饭店与韩国友人安昌浩商议合作抗日，决定用定时炸弹爆炸会场，定时炸弹由安昌浩负责，而一应经费则由王亚樵负担；投弹人员由临时政府负责物色，王则予以配合。王有胞弟王述樵身材矮胖，留有小胡子，又能说几句日语，像个日本人，便负责与安昌浩联络，王述樵当日便给安送去四万元。
安昌浩与王亚樵商定后，即在其寓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宝康里40号召集韩国志士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宣布与中国抗日同志合作；然后商妥方案，务必一举成功。
4月29日上午，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均着日人服装前往虹口公园，尹手提热水瓶炸弹进入会场，并将其置于庆祝会主席台的台脚边，并负责看住它不被他人拿走。正当白川演讲之际，炸弹炸响了，结果白川和居留民团负责人河端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师团长植田、舰队司令野村、总领事村井、书记长友野等均受伤。而尹奉吉不幸就义牺牲。事后王亚樵又送韩国志士四万元表示慰劳，并将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庆顺里的一所房子购下作为韩国志士的栖身之所。
事后蒋介石对虹口案也颇欣赏，特命上海特务头目胡抱一转赠巨款给王亚樵，以资奖励，并取消了对王的通缉。
然而，王亚樵仍继续反对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蒋介石。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抗日反蒋。王亚樵即以安徽人民的名义加入。福建人民政府被蒋介石镇压失败后，第三党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张抗日反蒋拥共，王亚樵又积极参加。大同盟同人指出蒋汪不除，国无宁日。王即挺身承担暗杀蒋汪之重任。王立刻召集华克之、郑抱真、孙凤鸣等密议，遂于1934年9月在南京望鹤楼2号设立“晨光通讯社”，作为暗杀活动的专门机构(后迁至南京陆家巷23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孙凤鸣以记者身分藏枪进入中央党部大礼堂。上午大会开幕后，由汪精卫报告六中全会召开的意义，二十分钟后，国民党中委们齐往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时记者云集，委员们说笑逗乐，秩序稍乱，蒋介石见了便让秘书找叶楚伧查问，因此没有出场合影。孙凤呜见状，即按原计划刺杀第二目标。9时35分合影完毕，中委们正拟返身上楼进入会场，孙凤鸣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拔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边向汪精卫连击三枪，果然弹弹命中。后张继将孙凤鸣拦腰抱住，张学良上前将孙踢倒，汪的卫士向其连击两枪，孙被捕后次日身亡。
汪精卫被刺案发生后，汪派人物及朝野人士均怀疑此乃蒋介石指使，一时指责之声四起。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严令戴笠限期破案。戴从孙凤鸣的记者证追查，将晨光通讯社张玉华等抓获，查清为王亚樵指使。蒋遂令戴笠必须除掉王亚樵，活的见人，死的见尸。
追缉令下，王亚樵于1935年12月25日派人将交通部常务次长、外交部顾问、有卖国嫌疑的唐有壬，刺杀在其上海甘世东路(今嘉善路)甘村3弄235号门前，然后从容前往香港。
追捕的戴笠与被追捕的王亚樵，原来曾有一段密切联系。早在戴笠流浪上海滩的时期，王亚樵已是名闻海内的豪侠之士。戴笠十分仰慕王之名声，请求朋友介绍相识。王亦很欣赏戴之才干，两人义结金兰，戴笠还曾入居王宅。后来戴笠返回故乡江山，与王关系渐渐疏远。戴笠出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后，曾向蒋介石推荐，说王是不可多得之人才。但蒋批示：“这种人不可用。”从此，戴笠秉承蒋之命令，对王采取打击态度，甘为蒋之走狗。王亚樵曾致书，谴责戴笠唯蒋之命是从，手足之情从此中止。
此番，戴笠侦知王亚樵已潜往香港，即率得力干将跟踪至港，强烈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协助逮捕王亚樵。而香港情报处长勃朗已得到胡汉民、李济深等要求关照王亚樵的口信，故一面拒绝戴笠，一面通知王亚樵转移。
于是，王亚樵再度回内地。李济深的老家在广西梧州，这里地处粤桂交界之处，容易隐蔽藏匿。1936年春，王亚樵到达梧州，改名匡云书。广西省政府负责保护王亚樵，并每月提供五百元生活费。
遭受挫折的戴笠改取迂回战术。他先逮捕王之亲信余立奎，然后派特务陈亦川到香港，收买余妾佘婉君，许以救余立奎出狱为条件，让佘提供王之行踪。佘经不住威胁利诱，遂供出王亚樵在梧州。
这时的梧州，属西南反蒋势力的禁地，因此王亚樵在此亦渐放松了警惕。戴笠采取突袭手段，派特务陈资平率二十余人，携佘婉君乘一快艇直奔梧州，先遣佘婉君与王见面。佘系老友之妾，与王相识已久，因此没有遭到王的怀疑。至此，戴笠的计划已成功了一半。
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与佘婉君在李济深胞兄处用餐后，佘约王去住处，称有要事相告，王乃只身前往。刚入佘寓，王便感觉不妙，正想退出，这时埋伏的特务们刀枪齐发，王亚樵身中五枪一刀，当即牺牲，时年47岁。还做着救夫梦的佘婉君，也被欲杀人灭口的特务们砍死在一旁。
向海潜遗恨绵绵
向海潜，字松坡，湖北大冶人，1888年出生。辛亥革命时任湖北民军司令，跟随孙中山、黄兴从事革命活动。后投靠奉系军阀张宗昌，担任团长，向希望在军中升官晋爵，但并没得到张宗昌的重视，久之，向也意识到军阀没有前途，遂投诸洪门。
1923年，向海潜来到上海，创立洪门五圣山。取名五圣，一是为纪念洪门的前五祖、中五祖和后五祖，二是开山结义的是五兄弟五堂口：向海潜——智松堂堂主、朱卓文——仁文堂堂主、梅光培——义衡堂、明德——礼德堂、张子廉——信廉堂。五圣山的弟兄推向海潜为总山主。时向海潜居住在方浜路祥茂里，计划以上海为基地，反对北洋军阀，为洪门的发展打开新局面。
然而，近代以来，上海素为青帮之大本营，尤其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大亨的势力，上自军政宪警，下自贩夫苦力，盘根错节，不可动摇。五圣山成立后，青帮势力即对其进行排挤、封杀。于是，向海潜只能在上海的佛教寺院的住持、当家和尚中发展成员，而无法深入金融界、企业界和军警界。
而且，五圣山的堂主们也信仰各异、志趣不一，如仁文堂山主朱卓文与胡汉民、胡毅生兄弟结为莫逆，对实际负责广东国民政府的廖仲恺极为仇视。1925年8月20日，朱指使暴徒陈顺刺杀了廖仲恺；义衡堂堂主梅光培也与此事有牵连。所以，朱、梅在开山不久就杀害了国民党左派领袖，为五圣山抹上了不光彩的一笔。
李济深加入了洪门，同时还出任五圣山的会办。经过向海潜的多年努力，五圣山还是打开了一些局面。四一二政变后，向海潜与吴铁城、商震、钱大钧、杨虎城、谭延闿、李济深等建立了友谊，吴铁城为五圣山提供了经济资助，向尤与主张反蒋的李济深最为投机，李济深不仅加入了洪门，而且破天荒地出任五圣山的会办，其地位仅次于向海潜。
1936年，四十多个洪门团体为克服山头互不联系、社会影响弱小的缺点，准备在上海筹建洪门联合团体。经过酝酿，于大境路关帝庙召开洪兴协会成立大会，洪兴快会取义“同心协力，复兴洪门”。在当时的上海洪门中，向海潜的势力最强，而汪禹丞的名望最高，因此会议推举向、汪两人为洪兴协会董事长。洪兴协会成立后，事务所就设在浦东大楼五圣山的会所里。向、汪每月召开理、监事会议，各山头的龙头大爷们彼此交流情况，联络感情，消除隔阂。过去，上海洪门内部经常为争地盘、挖墙脚而互相打斗，但自从洪兴协会成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洪兴协会成立之际，抗日救亡运动正蓬勃发展，向海潜在理事会上要求具有爱国传统的洪门成员投身抗日斗争。他还派代表到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等企业，向下层洪帮工人弟兄讲演洪门反清故事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召集申新第五、第六、第七厂，怡和洋行、和平洋行等工厂企业的工人在大中华酒楼聚餐，号召洪门弟兄不仅要抱洪门的义气，还要抱中国人的义气，团结抗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向海潜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洪流。7月21日，他致电北平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全体将士，表示：二十九军的抗战为民族增光，海潜韬晦沪上，愿本孙中山反清精神，率洪门健儿，与敌寇周旋，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为能率洪门为保家卫国出力，向海潜又于7月22日致电蒋介石说，我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残暴日军一决生死，一息尚存，义无反顾，“悲愤待命，无任屏营”。向还与青帮首领捐弃前嫌，共同发表声明说：“有群众数十万人，听候点编指挥。”
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的军队抗战路线，轻视并歧视民众的抗日，因此向海潜的这些愿望没有实现，但是，向海潜仍积极参加上海的抗日活动，他是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席团成员。上海沦陷后，他与五圣山各堂主相约，无论在何地。继续参加抗日。信廉堂堂主张子廉到香港后召集在港洪门弟兄，成立中华民国香港联合保安队，与港英政府合作，抗击日军对华南的进攻。义衡堂堂主梅光培在香港警察、海员和渔民中广收门徒，并创建义勇军参加抗日。礼德堂堂主明德1938年在河南许昌组织抗日游击队，请洪帮首领杨庆山为顾问，这支队伍声势浩大，使日军“闻之胆寒”。五圣山会办李济深也发动本山弟兄护送大批难民从广东向内地撤退，他们曾将二万妇孺一直护送到广西桂林。
日军占领上海后，向海潜离沪先到汉口活动，后进入万县，最后到重庆。在四川胞哥范绍增等人的协同下，五圣山在四川扩展开来。首先，向海潜将重庆礼字袍哥副总社长廖开孝，仁字袍哥、军统骨干罗国熙，原二十军师长夏炯转入五圣山，然后通过这些洪帮首领将重庆的仁、义、礼各堂袍哥全部转入五圣山，这样，王圣山成为全国势力最大的洪门山头。向海潜在重庆也十分活跃，他常到洪门弟兄集中的党政机关和企业访谈，鼓励弟兄们全力抗日。他还派人到湖北组织抗日游击队，以便深入敌后打击日军。
帮会首领的活跃、帮会武装的出现，使国民政府大伤脑筋。蒋介石即使是在抗日的危难中，也没忘记削弱异己、控制全国的武装力量。蒋介石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限制并取缔帮会活动。1944年，向海潜请明德携八千支步枪和洪帮人员经西安到敌后去，蒋介石严令打击，戴笠即指使在西北的胡宗南将枪支扣压；明德则被戴笠命令别动纵队司令刘慕德逮捕活埋。蒋介石还下令通缉向海潜，向不得不逃往桂林，后经洪帮将军樊崧甫和吴铁城等人的疏通说情，蒋才取消了通缉。向海潜在李济深那儿做了一段时间幕僚后，才回到重庆。其时，他的芙蓉嗜好相当严重，黑粮一断就不得不求告于身入五圣山的军统特务徐亮。蒋介石后来给了向一个“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虚衔，定期送些财物，把向羁縻在了重庆。
为控制全国帮会，蒋介石欲建立由军统操纵的帮会新社团。当时在重庆的洪门各山头如五圣山的山主向海潜、皕花山山主韦作民、长白山山主张树声、太华山栖霞山双龙头杨庆山等酝酿准备成立洪门最高山堂，此事被国民党侦知后，蒋介石担心洪门统一后势力巨大，万一被中共利用将不可收拾，便指令戴笠联合杜月笙等帮会头子，筹建一由军统控制的全国性帮会组织。
经酝酿，1940年夏天，人民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向海潜与杨虎、杜月笙、杨庆山、张树声、韦作民、田得胜等七人为常务委员，戴笠担任主任委员。人动会虽有捐款献机、赈救水灾、建立秘密的抗日交通线等活动，但人动会的活动均受到了军统特务的限制和控制。
抗战胜利后，向海潜于1946年回到上海，首先便办理洪门复员，改组洪兴协会，向仍任理事长。接着，他在杭州建立五圣山码头，以曾广澍为码头官，杭州一地加入者达六千多人。时美洲洪门首领华侨司徒美堂回国到沪，以联合向海潜等，召开全球洪门大会，组建致公党，对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46年7月25日，洪门恳亲大会在上海贵州路湖社举行，向海潜为主席团成员，由于国民党的干涉和分化洪门，洪门组建统一、公开、独立政党的愿望终成泡影。
蒋介石、戴笠为控制全国帮会组织和武装作为打内战的资本，决定改头换面，将人动会改建为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1946年10月19日，新建协会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成立大会，向海潜在蒋介石的淫威之下，被迫让步，担任常务理事(其余二人为杜月笙和杨虎)，实际负责人是书记长、军统特务徐亮。新建协会会址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40号，该会号称会员56万人。
1946年4月，向海潜六十寿辰，洪门在上海静安寺设立寿堂，孙科、吴国桢、吴开先、潘公展、王晓籁等国民党要人和社会名流均送礼祝寿，蒋介石也送礼恭贺。这一时期，向海潜还多次在上海大开香堂，广收门徒。最大的一次也是在静安寺，由向亲自主持，按照洪门传统，三节六礼，跪拜磕首。1947年12月，向海潜又创立上海市协社，自任理事长，并以五圣山五堂堂主为常务理事，这是一个联络感情、生活上互助的团体。向海潜虽参加了新建协会这样的国民党控制的帮会，但并没有像杜月笙等那样，为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呐喊打气，也没参与伪国大代表的竞选，相反，在民族命运决战的时刻，开始向往进步。
1947年，中共上海局提出要根据新建协会中成员的不同政治情况，分别对待，争取部分帮会首领，阻止国民党特务利用帮会进行反共破坏，促使他们保持中立，不做帮凶，甚至为我所用。接着，中共上海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张执一亲自找洪门大老向海潜谈话，分析形势，希望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协助中共。
经过权衡后，向海潜向张执一表示愿意协助共产党。于是张执一指令帮会工作委员会书记田云樵与向保持联系。此后的两年里，向海潜经常向共产党提供重要情报，如国民党战区指挥人员调动，部队调动，蒋介石决定下野等。向海潜还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济深合作，派智松堂的汪云山等秘密参加民革组织。礼德堂堂主樊崧甫也在上海与中共合作。
向海潜的这些活动被军统侦知，实际上戴笠等早已派人打入了五圣山。1949年初，向海潜的亲信已明确提醒向说，你已被军统监视。向回答：“不要管他。”仍与李济深和共产党来往，准备弃暗投明。这时，蒋介石鉴于洪门势大，五圣山的人马又遍布各地，不敢贸然行事。遂命毛人凤一定要让向海潜离开上海。上海解放前夕，向海潜被国民党特务押上飞机飞往香港。到香港后，向已失去行动自由。但他仍密派王智圣回上海，表示不为国民党所用，拥护人民政府。
此后，向海潜一家被迫到台湾。向海潜在台北恢复五圣山，除洪门活动外，并不参加其他活动。1974年向海潜病逝。五圣山遂由遗孀李志芬接掌。
徐朗西脱险迎解放
徐朗西，字峪云，1885年生于陕西三原东里堡。家境殷富，在四川拥有几处盐井和茶叶庄。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是东京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孙中山历来重视帮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曾亲自参加了洪门组织，并被封为“洪棍”。在日本东京组织兴中会时，三合会的首领郑弼臣就曾率部前去加入；辛亥革命前的历次反清活动中也都有洪门兄弟参加。后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一书中说：“清洪理白都是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之初，徐朗西奉孙中山之命回国联络帮会。当时日本人头山满和宫崎寅藏与中国各地帮会都有联系，在他们的介绍下，徐朗西同帮会建立了关系，并入了洪门，成为“峪云山”山主。同时，他又加入青帮，由“理”字辈颁发给证书，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大”字辈人物。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周旋于帮会之中，与帮会头目袁寒云(即袁克文，袁世凯次子)、步林屋、曹幼珊、阮慕白等广为结交。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认为洪门帮规仍沿用封建旧制很不妥当。于是召集洪门的九位大龙头召开“全国九龙会议”，建议废除旧制，改用军队编制，以迎合时代潮流。当时“九龙”一致同意，但因积习已久，加上时局动荡，实际上改制没有能积极实行。只有徐朗西执掌的“峪云山”不再举行传统仪式及封赠封建性质的职位，至于改变建制，也未能按照孙中山的主张实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徐朗西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联军前敌总指挥。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改任袁世凯政府的全国铁路督办。在视察全国铁路情况后，他曾有过建设十万英里铁路的打算，当时徐朗西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曾协助孙拟订计划。本来这是一项造福后人的宏伟计划，但后来因发动二次革命，只得中途作罢。
1914年10月27日，已身为上海青洪帮首领之一的徐朗西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党务部第五局局长。护法运动前后，徐朗西与孙中山交往频繁，关系密切。1916年袁世凯死时，徐正在上海任《民意报》记者，同年6月15日他采访了孙中山，孙指出，“目下时局，尚未敢骤言容易解决。因袁党依然盘踞要津，国会议员尚未正式集会，完全责任内阁又未成立”，而段祺瑞“能从此真能拥护共和与否，维持秩序与否……不能妄加臆断”，通过《民意报》向全国人民表示了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的原则立场。10月，孙中山鉴于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没有完善的机关报，无法有效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决定把徐朗西主办的《民意报》定为机关报，并且把此事向中华革命党全国各地的党员作了通报。
1918年，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威胁大总统黎元洪离任，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镇压异己。当时陕、甘、宁、青、川、滇、黔七省民党联盟，组织联军讨伐段祺瑞，公推唐继尧为总司令。经共同商讨，并取得孙中山的同意，大家认为应当从攻取陕西入手，因为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湘、鄂等省都是北洋军阀势力范围，虽然分直、皖两系，但毕竟还没有公开分裂，而且势力雄厚，不易夺取。陕西方面，督军陈树藩虽然是段氏爪牙，但兵力较弱，并且三原有于右任领导的靖国军可以遥相呼应。于是孙中山委任徐明西为七省靖国联军援陕前锋总指挥。当徐在上海接受任命时，孙中山书赠“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给他。徐不解其意，问：“我率军援陕，此四字有何用处？”孙中山说：“此次作战，靠你的军事特长，且本是陕人，此番打回老家，先得人和，定能取得胜利，倘若中途发生变化，可将此字传给后辈，作为参加革命事业的纪念。”后来“天下为公”便成为徐朗西一生行事的座右铭，也是他最终与蒋介石集团及反动帮会分道扬镳的思想根源之一。
徐朗西受命后取道粤桂至滇，经唐继尧同意率军入川。讨段期间，他身先士卒，亲自带领两族士兵血战半年，曾一度打到陕南紫阳，大有一鼓作气定中原之势。1918年2月，孙中山在致徐朗西的电报中表示：“陕事赖诸兄主持，得以发展，颇感佩……参谋长请兄荐任者，由军府任命”，并准备请徐和焦易堂一道回陕为劳军使。后来因为情况变化，孙中山让焦易堂一人为劳军使主持陕西的事务，但仍要徐朗西在上海与焦接洽，共同商议今后办法。
正当形势大好之时，徐朗西忽然接到唐继尧的来电，说段祺瑞准备和他们进行和谈，让徐驻军待命，以免影响谈判。徐朗西接电后非常愤慨，认为唐继尧之流背信弃义，全然不顾大局，一怒之下解甲归沪。七省联军援陕讨段的军事行动也随之结束。
徐朗西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天台路一座法式的洋房内。在沪期间，他重整了“峪云山”，并身为青帮“嘉北粮”头领，成了沪上有名的青洪帮领袖。其在洪门的地位与当时上海“三大亨”在青帮中的地位相当。
1927年3月21日，中共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上海工人纠察队集中兵力进攻反动警察武装时，各帮会及流氓组织乘虚而入，占领没有武装掩护的各级政权机关，抢夺工人起义胜利果实。徐朗西是帮会中最先出头抢夺工人起义胜利成果的。21日下午，他在南市斜桥打出“国民革命军上海临时指挥部总指挥”旗号，组织别动队、便衣队数百人，抢占工人纠察队攻占的政权机关，并乘乱收缴工纠队枪支。4月初，蒋介石为了反共与帮会商量决定，由洪门龙头张伯歧、青帮通字辈浦锦荣等组织成立了“中华共进会”，主要任务是取代上海总工会，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徐朗西也加入并成为骨干分子。四一二事变时，徐朗西曾组织队伍袭击上海工纠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但是徐的实力不如青帮，同国民党集团的亲近程度也不如青帮，尽管卖力，却仍受到蒋介石的冷落。加上他本来就对蒋的反共政策颇为不满，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曾参与了反革命活动，走了一段弯路，但他很快翻然醒悟到这一切完全背离了中山先生的嘱托。
痛定思痛，徐朗西在四一二事变后便积极致力于营救上海、广州的革命者，同时在上海创办了新华艺专，自任校长，并从此不参加国民党的军政活动。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徐朗西完成了从一个帮会中的革命分子到“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真正革命者的转变。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党员张国威曾致函徐朗西，称赞道：“先生公义为怀，站在劳苦大众方面，过去对于我们工作屡力帮助，我们是十二万分的感谢，欢迎先生和我们站在抗日的一条战线上，共救民族的危亡。”在中共的争取和鼓励下，徐朗西在上海沦陷后，从有利于共同对敌出发，除了与中共地下组织经常保持联系外，还把国民党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程克祥、彭盛木、彭寿三人介绍给周佛海，使他们得以打入汪伪内部。这时候，周佛海也急于向重庆方面靠拢，就利用程克祥等和戴笠接上了关系，提供了一些有利抗日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徐朗西都及时向中共地下党作了汇报。
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中，徐朗西通过胡振家(即胡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密切联系，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营救被逮捕的革命志士。他的儿子徐晓耕也奉父命奔走于各特务机关之间。其间有的同志被保释了出来，而有的由于被特务掌握了确凿证据，实在无法保出，则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徐朗西的一家都为党的事业作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徐朗西创办了洪门社团“云社”，以吸收工商、文化界分子为主。其实质与原“峪云山”没什么两样，不过在上海帮会中它是以势力雄厚、作风正派而著称的。
徐朗西生平很看不起鸦片贩子，如盛幼庵、李筱宝、王永康等，对黄金荣、杜月笙的贩毒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当徐的妻子病故后，他想在中华艺术专科学校办一个图书馆作为纪念，艺专的教务长汪亚尘闻讯后马上透风给杜月笙。杜月笙正想找机会拉拢这位青洪帮头面人物，于是让魏廷荣代为转送五百大洋给徐朗西买书用，徐婉言谢绝了。后来杜月笙碰到他时说：“我的钱虽然来路不正，但送给你办对社会有益的事，何必拒不接受？”徐答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也知道用这笔钱买书供大家看，是对社会有益的事，但是万一读者们看书时，闻到书页上的鸦片烟味，叫我怎样做人！”可见徐虽为帮会中人，与各大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对于帮会中的肮脏行径，却决不同流合污。
上海解放前夕，徐朗西接受中共党组织代表胡振家的指示，联络帮会控制的码头和三轮车同业公会，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准备迎接解放。这时候国民党特务已经觉察到他和中共有联系，但因没有确凿证据不敢下手。1949年春，南京政府派于右任、戴传贤等国民党元老到上海劝徐举家迁往台湾。徐朗西和于右任是陕西小同乡，并且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在一起闹革命，但是当于劝他时，他毫不客气地说：“胡子！我去台湾干什么？我宁肯在上海当‘顺民’，也不愿动！”并且反唇相讥道：“你从前是反蒋的，蒋给了你院长，你就‘委员长万岁’了！”说罢哈哈大笑，终不为所动。
国民党方面派人“劝驾”，不过是“先礼后兵”的一着，一旦劝不成，便准备下毒手杀徐。一天徐的儿子徐晓耕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几个高级官员在一起吃饭，酒酣耳熟时，有人向在座的参谋长询问：“如果徐郎西拒不赴台，且与中共继续联系的话，我们将怎么办？”这位参谋长断然回答道：“必要时，我们对他也只能不客气了！”其实是故意露风给徐郎西。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动员过徐朗西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转道北京，但由于徐安土重迁的思想很重，一时下不了决心。可当他从儿子口中得知这一情况时，感到事态的严重了。于是他迅速与胡振家联系，经中共地下组织调查证实了徐晓耕的判断，并建议他秘密飞往香港，再转道北京。
1949年5月上旬的一天，徐朗西化了装，由儿子徐晓耕亲自驾车，混过国民党特务的重重盘查，终于登上了从龙华机场起飞赴香港的最后一班飞机。后从香港转道天津到达他向往已久的北京，并且被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效力。1961年10月在沪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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