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尽管陈应松内心或许有着和我一样的愤懑情绪，但他在小说叙述过程中，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仿佛只是个旁观者抑或局外人，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这个村里发生的一切，包括大系哥之死。我想，他的这种叙事姿态是对的。小说家的使命，是通过故事的讲述和人物的塑造，带给读者思考的空间，而不是代替读者去思考。就小说《火神爷》而言，陈应松在冷静的叙述中，其实拷问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这出找不到对抗力量的悲剧中，社会缺位的救助体制已经沦落到一种怎样的尴尬境地？大系哥的命运是否可以找到另外一种可能？该如何评价村民们默契的‘助杀’行为？”很显然，这场生与死的对抗中，力量双方并不对等，一方是弱智的孤身少年，另一方则是精神正常、力量强大的全体村民；而大系哥的父母、村长、福利院长、镇委书记、民政干事和镇维稳办等角色，实际上充当了大系哥之死的帮凶。表面上看，陈应松写的只是一个弱智少年面临的生存危机，由此反映的，却是当下社会对于数量庞大的残疾人、农村留守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在物质救助体制和精神关怀机制上的缺位。诚然，大系哥放火的确给村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剥夺他年轻生命的理由。在我看来，弱智少年大系哥之死，恰恰折射出这个社会自私、虚伪、愚昧的复杂人性和残忍、冷漠、悲催的生活现实。

    小说中，村民们封大系哥为“火神”，却又人人视他为“瘟神”，避之犹恐不及；因此，他们名为送火神，实则送瘟神。最终，瘟神如他们所愿，被送走了。只是，一旦想起火烧大系哥的那一幕时，村民们的内心，能获得长久的安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