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景凋年，加上春运实在紧张，有一种古老的说法浮出水面：旧历年是一种陋俗，废了才好呢。

这种说法真是不新鲜，年纪稍大的人都会想到“过革命化春节”的口号，即使是1980年后出生的，想必也记得逢年过节，报章上提倡“文明过春节”，什么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发红包、迎财神，都曾被称为“陋俗”。

过年改易陋俗，已经是比较温和的说法。一个多世纪来，认为过旧历年本身就是陋俗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民国元年决定改用公历，农历年即被呼为“旧历年”，合法性自然备受质疑，“阴阳合历”甚至被鲁迅等知识分子视为中国社会守旧不变的象征。再往前数，还没有所谓“新旧历”的时代，废除过年习俗的呼声就已响彻天下。

那是在庚子事变后的1900年代。祖宗法制经过戊戌变法、义和团之乱，已经无人敢言守旧，朝野上下都在谈论宪政，向西方学习，“迈向文明国”已成共识。几乎所有的传统物事，从政制、礼法乃至习俗、文艺，都被心急如焚的中国人一一重估价值。“年”的习俗自然也不能免。

批评过年的人，逻辑非常清晰。他们说“我中国近日之当改革，亦不仅政治上之改革而已也”，因为政治是由风俗酝酿而成，“但改良国政而不改良风俗，无益焉”，首先要改的就是这新年习俗。

1905年正月初四，这个官未开衙，商未入市的日子，上海的《时报》依照西俗，照常出报，而且新辟了一个栏目叫“风俗谈”，主旨就是要号召大众，改良过年旧俗。编者说，中国新年的弊端有二，一是“繁文”，二是“迷信”，什么送神、烧香、赌博、拜年、算命，种种宜忌，种种礼节，都无补于世，且虚耗财力。

为了证明这个论点，《时报》发表了10余篇各地年俗的记载，有些习俗，编者特意标明“可笑”或“恶风”，比如河南汝州，自元旦至初五，大家小户的妇女，均艳妆坐在门外，将双足露出，供人参观、比较，脚越小越光荣；还有南京风俗：长得矮的人，于除夕深宵，悄悄站在房门后，双手高举，向上跳起摸门楣，然后默默祝愿：“我比门头高，我比门头高。”跳三次，祝三次，来年据说可以增高二尺。

《时报》此举一出，各地报纸纷纷响应，都认为过年多恶俗，特别是北京的《京话日报》，多次指出北京过年之害，莫过于“王公大臣左右”，从仆役到轿夫，“都是仗着势力，任性胡为，见了卖吃的就要吃，见了卖喝的就要喝，高兴随便给几个钱，不高兴就不给，那做小买卖的，哪个敢得罪他，又张明较著的开赌，再不然就是闹戏馆砸下处，还有那喝醉了酒的，东闯西撞，更是无理可说了”，至于王公大臣，章京御史，趁着过年大收各地官员的“炭敬”，来年再依此分官派爵，搞得政治乌烟瘴气。

众说纷纭，有一点各地都赞成，便是禁放鞭炮。这种呼吁在两年后起了作用，官府出禁令，不准在通衢街市，燃放鞭炮。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干涉年俗。

那时没有春运，没有春晚，过年的成本远不及今，而且也没有元旦圣诞情人节这些替代物，却有那么多人愤怒地反对过年，不外是“年”的过法，与“文明国”的图景太不相称。其实《时报》社论说得算是入情近理，作者并不同意某些“学新之士”要“尽废新年习俗”的偏激想法，因为“我人勤苦一年，此数日之快乐不可少也。我人疏阔一年，此数日之交际不可少也。我人静默一年，此数日之活动不可少也。”年节有它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再文明的国度也不曾尽废节日，作者只是希望“唯当以有益之快乐，有味之交际，有思想之活动易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