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津第一次见耀邦起(陈小津，陈丕显长子。胡耀邦在1974年之际已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尚未分配工作——本刊注)，耀邦就多次要小津转告我，要保重身体，要充满信心，要相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的，要相信很多老同志都时时刻刻惦念关心着我。耀邦特别让小津告诉我，解决我的问题比解决任何其他老同志的问题都要难，因为当时“四人帮”王、张、江、姚都还在台上。耀邦很坦诚地讲：“林彪垮台了，贺龙、李井泉的问题才得以解决；陈伯达垮台了，叶飞的问题才得以解决；你父亲的问题如果要解决，现在看只有毛主席同意，没有毛主席的同意，你父亲的问题是难以根本解决的。即使是周总理关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让小津一定要转告我，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这样的检讨毛主席看了也不会高兴，毛主席会说：“这不像是老干部的检讨嘛!像是造反派的语言、像红卫兵写的检讨书。”耀邦还让小津转告我，对主席要认错，当然是实事求是地认错，并且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过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小津多次把耀邦这些话告诉我。
1974年9月9日，我在被关押近八年、几近绝望之际，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我对主席的想念、我的近况，以及要求澄清问题、恢复自由的愿望。我在信中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时常想念着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
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
陈丕显
一九七四年九月九日
9月17日，毛主席终于对我的问题做了亲笔批示：“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在这个批语后面，毛主席签写下了日期后又加了一句话“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稍有一些文字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毛主席的意见本意是要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的问题。
毛主席的批示，无疑是给江青、张春桥等人当头一棒!如果我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他们对我的批斗、对我的审查、对我的关押、对我的夺权，岂不都成了笑话!那还怎么把我打成“敌我矛盾”，置我于死地呢?
张春桥等人决不会善罢甘休。正如王洪文在对待曹荻秋同志问题时所说的那样：“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都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吗?”所以，一到关键时刻，一到和他们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反毛主席的本质就又暴露出来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方面胆大包天地扣压毛主席对我的批示；另一方面又蓄意曲解毛主席批示的意思，在文字上大做文章，妄图继续把水搅浑。
1974年10月，到京开会的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临回上海时，张春桥、姚文元交代他说：“陈丕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这个问题在电话上同马天水他们讲不清楚，所以对你讲一下。毛主席批的是‘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似可作’，这就是说，可以理解为他的问题的性质是一回事，是严重的；现在处理可以考虑作为内部问题。”把张春桥这句绕口的话翻译出来就是：陈丕显问题的性质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处理时可以考虑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了这顶大帽子，就随时可以扣在你头上，把你打倒。
10月15日，黄涛一回到上海立即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陈丕显的解放不要专门开会，只是通知性地讲一讲就可以了。”于是，在毛主席9月17日批示后的一个多月，即l0月24日下午，在上海市委第四届委员会八次全会上，马天水传达毛主席的批示时说：对毛主席的批示怎么理解?应理解为原来是敌我矛盾才“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王秀珍也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较早的同志一定要争气，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气。不要让陈丕显看到自己解放了，而要打倒陈丕显的人倒垮台了!
为了实现这一卑劣的目的，马天水打电话请教张春桥如何对我的问题做结论。张春桥回电话说：“陈丕显有一个‘侦控’问题，要在结论上作为一个悬案。作为悬案，又不是定案，就是这个‘侦控’是假案也没关系!现在又没有时间继续查。作为一个悬案，这样比较机动。”张春桥这一套真比宋朝秦桧的“莫须有”还无耻、阴险!
专案组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给毛主席、党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对我的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在重要关键问题上都留下了可以“带尾巴”的活扣儿。或是做既肯定又否定的结论，或是使用模棱两可的话语。如“无法查清”、“无法继续查证”等等。
1974年11月1日上午：市专案办负责人翁××带着郑××、丁××等人来到关押我的地方——荣毅仁同志的花园洋房找我谈话。他们仍旧像往常那样摆出一副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很不情愿地对我说：“组织上对你已经审查了七八年了。为了搞清你的问题，为了对你进行挽救，我们组织了许多人力，也花了许多心血。现在你的问题已基本查清，但还有一些问题无法查证。根据党的政策，对你的审查先告一段落，你可以回家了。正式结论组织上过一段时间会当面向你宣布，你在家里等着吧。”
听到这个消息，我起先真有点不大相信，难道这会是真的?我问他们：“这是你们的意见，还是上面的意见?”他们说：“这是组织上的意见。”
啊!我终于可以走出这座像监狱一样的房子了，终于可以回家了!
在与世隔绝了近八年后，我终于获释了。我之所以不用获得“自由”这一类词而用“获释”，是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我被释放了，但无论是在人身行动方面，还是精神思想方面，我都远远没有获得自由。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武康路117号的家中。在悲喜交织中，我和妻子这对阔别了八年的患难夫妻又团聚了，我们互相诉说着分别八年的悲惨遭遇和思念之情，控诉着“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物质上的损失我是从不计较的，我急切盼望着组织上能尽快给我一个明确的结论。
由于身体极度虚弱，鼻咽肿瘤治疗并没完成，鼻子经常出血，且白血球始终居高不下。刚进家门，不得已又住进了医院。
11月11日下午，市专案办翁××、郑××、丁××等三人在华东医院对我宣布了关于我的三点结论意见，大意是：
市委、市革委会最近举行了会议，对你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
一、对你的批判、斗争和审查是必要的，对你采取监护措施，是为了防止出事故。
二、对你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1．1930年的历史问题。你被敌人俘虏，与你同时被俘的涂应达审讯后被敌人杀害，而匪军营长却收你当了义子，这都是事实，但在审查中反复调查，无法查清；1930年的历史问题，有线索，有证明，你也有数，但作为定案的根据．还不够充分。
2．解放后十七年，你竭力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恶果，性质严重。
3．侦控中央领导同志，有的已否定，有的无法继续查证。
根据上述情况，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算什么结论?听到这样一个处处留尾巴的结论，我心中的愤怒之情是可以想象的。关了我整整八年!审查来审查去，恫吓、威胁、辱骂、折磨、低头弯腰，就弄出这几个结论?这也算是结论?分明是在每个要害部位都给我楔了一根钉子，要我永世不得翻身!我很气愤。当即便一条一条进行了反驳。他们说：“今天只是先和你通个气，你有意见可以提，我们将把你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央。”接着又以教训的口吻说：“你要树立正确态度。”
11月12日，仍是在华东医院，我向郑、丁等人又谈了我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
1．关于解放后十七年的问题。我承认自己犯了走资派的严重错误，但有些措词是否可做些修改，比如说竭力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竭力”两字是否可去掉?因为我十七年来总或多或少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吧。关于“挑动群众斗群众”和“煽动经济主义妖风”这两句话我要求去掉。因为我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更没有煽动什么经济主义妖风。相反，我在制止群众斗群众和制止经济主义妖风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尽了自己的努力。
2．关于侦控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我再次申明，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要对中央领导同志搞侦控，我要求对这个问题作完全否定，而不能有的否定，有的不否定，不要给我拖一个尾巴。
3．关于1930年历史问题。同时被俘的涂应达是不是就是以前你们告诉过我的那个队长?你们不是说过，这个同志当时逃跑了，逃出有二里路，最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大队长证章，这才知道他是大队长了吗?至于“匪军营长收我当义子”一事，我从不否认匪军有这种阴谋，
但不顾当时当地客观情况，单单讲一句“匪军营长收我当义子是事实”，这样看问题太简单，对我也不够负责，不足以使不了解这些情况的人包括中央领导和普通群众了解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我并没有当匪军营长的干儿子。我要求在向中央报告这个问题时，能把我自己就这个问题写的一份反映全面真实情况的交代附上去。我再次申明：1930年，从我被俘一直到释放。我是无罪的，我的历史是光荣的。
同时，我还要求搞清一点，就是前一天的谈话中“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句话，它有没有别的含义?这意思是说我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是敌我茅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呢，还是本身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希望有个明确的答复。我还要求他们，如果这个意见是准备报告中央的话，应将报告全文给我看一看。
最后，我质问他们，我9月份写给毛主席的信是否已经转出?毛主席、党中央是否已批转?如果已经批转或批示，我要求将批示全文告诉我。
我的意见立刻引起了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为后台的革委会的愤怒!他们想不到关了我整整八年，我竟然还是这么“不老实”，竟然还敢跟他们抗争!这简直无异于谋反和抗上。于是就在11月12日我提出意见的当天下午及以后的几天里，郑××等秉承马天水等人的旨意又专门召开会议，狠狠整了“我的态度”。
当时我住在华东医院北七楼检查身体。11月15日到16日，郑××把七八个已经调离专案组的人又重新召集起来，把我从医院弄回来，对我集中两天进行“思想交锋”、“打态度”，逼我收回申诉，接受他们的“审查结论”。这“思想交锋”实际上是一次围攻、批斗，他们大喊大叫：“人家讲的都不是事实，你陈丕显讲的就是事实?”“我们有材料”，“我们同你的思想，是有原则的分歧!”……
实际上，直到1975年10月我由上海调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时，他们仍把那些逼、供、信搞出来的，并已确定不能用的材料硬塞到我的人事档案中，上报给中组部，他们的罪恶目的再清楚不过了：打不倒你就整倒你，整不倒你就拖倒你。给你留个尾巴，让中央不好下决心，一直拖到你死为止!他们这样做的险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吗?
那次整我态度之后，便再也没有人理我了。我在家里一待就是半年多，既没有人向我宣布我的问题的最后审查结果，也未恢复组织生活和工资。当时正是“四人帮”得势猖狂之时，我知道要想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伙人那里得到什么公正的对待是不可能了。我50岁时被关押，待我出来之时已是58岁，我的黄金年华已被他们耗掉了，如果再这样耗下去，我还能为党为人民干什么呢?我真是心急如焚，度日如年。曹操尚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自己精神尚好，总还能为人民做什么事吧?总不能就这样一天天在家里耗日子吧?
那时有不少老同志的孩子路过上海，总要抽空到我家来探望，他们带来不少北京的消息，有些是很重要的消息。从他们那里我才知道，原来我在关押期间写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看到了，并且作了批示，我的释放与毛主席的指示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指示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扣押了很久。
在我内心非常苦闷之时，粟裕、黄知真(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等人曾分别夜访，来看望我、鼓励我。
1975年2月20日，我给当时重新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
邓副主席并转中央：
自从去年十一月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批示下，对我解除监护以来，在上海市委的安排下，我曾住医院两次。
由于医生的积极治疗，检查中发现的糖尿病有所好转，但血糖仍然较高，身体比较瘦弱。
在检查中多次发现白血球较高，至今仍未查明原因，现在高达一万五千。
一九六六年，我鼻咽部患癌症时，白血球就是较高的。
我现在尚未恢复组织生活，也未恢复工资，我请求中央批准我来北京检查身体，并请求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谈话。
此致
革命敬礼!
陈丕显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
小平同志接到信后即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他在一次单独陪同主席接见外宾的时候，利用“四人帮”不在主席身边的机会向主席反映了我的情况，说丕显同志来信谈到目前的处境，问是否可以先恢复丕显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工资?主席说：“可以嘛。”
小平同志立即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上海，要上海市委、市革委会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和原工资待遇。
在小平同志的干预下，1975年7月1日，我终于恢复了中断近九年的组织生活。
1975年9月10日，王洪文通过上海市革委会通知我，要我到锦江饭店旁边的一所房子里等待他的接见和谈话。
这时的王洪文，名义上是在上海搞“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受了主席的批评，迫不得已回到上海。
就在这种情况下，王洪文回到上海。他在上海并没有搞什么调查研究，而是带着一家老小住在高级别墅里，成天花天酒地，要吃什么玩什么，就叫小兄弟去给他搞。
王洪文之所以选择在锦江饭店旁边一所普通的房间里接见我，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让我看到他的豪华住宅和挥霍浪费的丑行。
王洪文这次见到我，一反过去的骄横傲慢态度，一见我就主动跟我热情握手，嘘寒问暖，然后假惺惺地对我说：“你的问题本来早就可以解决，因为我和春桥同志的工作比较忙，一时顾不上，所以拖了一段时间。”我听了心想，这种鬼话就不要说了，你我都明白。把我一关八年，欲置我于死地，从头到尾都是你和张春桥一手导演的，还谈什么顾得上顾不上?幸好顾不上，要是顾得再多些，恐怕我的命早没了!
王洪文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要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就是我，也有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呀!”
接着，王洪文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向我说了一通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诸如什么不要有怨气啦；“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我们都要经受考验啦；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要为人民再立新功啦；今后要多帮助我们年轻的同志啦，等等。
我一声不吭地静静地听着，品味着他的每一句话的真正含义。看看这位王副主席、暴发户究竟要对我怎么样!
陪同王洪文一起谈话的马天水不住地点头说“洪文同志说得对呀”、“洪文同志说得好呀”，“市委、市革委会对你是关心的”，等等，表现得格外谦恭。
末了，王洪文问：“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说。住的地方有什么问题?”
从王洪文这些话中，我品味出我的问题似乎有了些眉目。他们搞了我八年，最终仍无法把我置于死地，这说明他们已无可奈何了。但他只字不提我工作的事，我也不愿向他这样的人乞求，所以我只说：“一家人住一间房子太挤了。”
王洪文立即对马天水说：“马老，请你立即帮助丕显同志解决这个问题。”
1975年9月13日，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开会研究了我重新工作的问题，内部确定我为革委会副主任，并上报中央。
9月16日，中央同意了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报告，由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三人找我谈话。
马天水说：“中央已经任命你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至于分工问题，因为我们这些主任、副主任从来都没有作过明确分工，对你分管什么也就没确定，我看你是不是就搞点调查研究吧，到工厂农村走走看看，调查研究些问题。”
我只是点了点头。我心里很明白，这哪里是什么没有分工的问题!上海市委、市革委会这么大一个摊子，不可能没有分工，什么工作都大家一齐上，眉毛胡子一把抓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对我这么个人，中央有指示，他们不能不用，但又不愿重用，所以就给我来了个搞调查研究，实际上只是个搪塞、推脱的好办法。
由于他们没有给我具体任务，任命后我连一天也没有去过革委会，文件都是他们派人送到家里来。我倒是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到工厂、农村去看了。但我调查研究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1975年国庆节前一天，我出席了上海市召开的国庆晚会。晚会于9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所有的革委会常委都出席了大会，我的位子被排在主席台右边的最末尾，这个安排是经过精心考虑和设计的。大家都记得，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的座位就是阵线分明的。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当作“右的代表”安排在右边，预示着他们的政治倾向。从那以后，座次的安排已成为一种政治待遇了。人们常常把这作为区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志。他们把我安排在这个位置，就是要让群众知道：我在他们眼里的地位最低，是“右”的代表。这是我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以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我明白这是他们的故意安排，想贬低我，但我没有半点委屈感。我表情严肃、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坐在主席台上。
过去几年里，我上主席台是“批斗对象”，今天，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之一了。我的露面，引起了场内一阵骚动。人们纷纷用目光注视着我窃窃私语，有的向我挥手示意，有的向我点头微笑。从这些举动中，我体味出了群众对我的深情，心中感到无比的欢欣。
1975年秋天，虽然在小平同志关心之下，经毛主席批准，我担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很多老同志劝我能离开上海尽量早一点离开。耀邦、粟裕、黄知真同志也多次要我早点离开。
根据这个情况，我给小平同志写了信。1975年9月底，小津按照我的交代。到北京去了解我的信小平收到没有，小平同志有没有转呈毛主席。记得是在10月初的某一天，叶帅把刚到北京的小津找去了。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爸爸来了没有?”叶帅这个问话使小津一愣，不知怎么回事，叶帅就告诉小津说：“在9月30日晚上，国庆宴会结束之后，小平同志拿出了一封信说：‘这封信是丕显同志要求来北京检查身体治病的，我已经呈报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丕显同志调北京。’当时小平同志还问：‘你们各位(指当时在座的政治局的成员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毛主席同意了，‘四人帮’他们就是心不甘情不愿，也不好反对。小平同志当场就交代：请汪东兴同志落实，尽快调丕显同志到北京。”叶帅告诉小津这个情况之后，小津就离开叶帅处，回到叶飞同志家，并赶紧给我打电话告诉此事。当时我还准备在上海补牙。小津说：“赶快离开上海，以免夜长梦多。”于是，我就抓紧
时间离开了上海。
国庆节后，10月8日我出席了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讨论到北京参加工业会议的发言内容。会议结束时，马天水、徐景贤找我谈话，说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这次调动，完全是小平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得知我在上海处境困难，心情不好，很想离开，便趁一次会见外宾的机会对主席说：“丕显同志在上海当革委会副主任，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是否可以调到中央来，看什么单位合适再分配。”主席同意了这个意见。小平同志立即通知了中组部，要他们立即办理手续，于是中组部未征求上海意见便下了调令。
我本想在上海多待几天再走，但北京的许多老同志闻知此事纷纷来电话说，要尽快来，不能拖，以免张春桥等人节外生枝。
这样，我在上海市革委会仅仅当了18天的副主任便匆匆离开了。事后，许多老同志在一起谈论往事时，大家调侃地说我是“搭了一趟末班车”。摘自《中外书摘》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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