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一个扭转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如期召开。到会的20个人中，除了与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各路诸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按照会前的决定，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在总结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仅仅一般地承认没有打好。在谈到具体问题特别是探讨造成失败的原因时，他却把责任全部推到客观方面，对自己“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并无认识。
   接着，周恩来、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紧接着作重要发言。他用前四次反“围剿”获胜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透彻的全面的分析与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这样，在会场上就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会场鸦雀无声，情绪紧张。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马上站起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又严肃地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一眼李德，正好李德也在抬头看他，并且对他投来了很不满意的眼光。
   王稼祥对此不予理会，进一步揭发说，李德进入苏区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由他个人所包办，博古只听他一个人的，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惩办主义，对下实行压制，对自己却不作丝毫的自我批评，又听不进别人一再提出的正确意见。这种恶劣的领导方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王稼祥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一口气发完言，感到心胸顿时舒展畅快。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作出了几项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指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从此，党领导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渡天险，克服种种困难，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
   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的这一历史性功劳，我知道得很晚，它是在我与稼祥结婚20年后由别人告诉我的。
   对这件事，我第一次问王稼祥时，他只点点头，未作详细解答。
   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说：“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我获胜了。”
我知道之后，又追问王稼祥是怎么回事，他这才把详细经过告诉我，他说：“最先，我个人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很不满，我曾向李德提出质问，但无效果。有一天，我和毛主席两人各躺一个担架，我们身体都不好，并排在担架上躺着，我叹气之后向毛主席说：‘遵义城就在前面了，我们该开个会总结总结经验，如果再这样拖下去，节节败退，革命损失太大。’毛主席忙问：‘开得起来吗?只有我们两个人呀!’我说：‘一定要开，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轰下来!’这样，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