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初。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继起，父母把我送到以晋察冀司令员聂荣臻命名的“荣臻子弟小学”，这是一所随军生活的小学，后改名为“八一小学”。

儿时的记忆已不连贯，但在山西娘子关越爬越高的山路上；学校迁往北平时，南来北往的军队和滚滚行进的车流，那情景一直常留脑海。但我很长时间却不知道，在八一小学中还有一批日本儿童和李敏、聂力、刘太行、宋勤、雷蓉、殷子烈、罗小青等学长做同学。那时作为国际主义者的许多日本朋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数可能上万，或做医务工作，或做军事技术工作，或做教学工作，有不少人直接就是连排战士，其足迹从白山黑水直抵南国海岛。他们的子女均作为解放军子女，进到各地部队的子弟学校。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我国涌动起一股改革开放的大潮。有一次，日本友人木村一三对曾生部长说：“日本政府有一种援外贷款，中国不妨去争取。”李先念同志获息后批示：此事可能是真的。在大平正芳任日本首相期间，一笔500亿日元的贷款得到落实。当谷牧同志与日方代表签约，并有电视直播，谷牧的母亲，拿着拐棍敲着地板骂道：“汉奸！汉奸！”这是刘会远同志的回忆。

从那时起，到2009年的统计为止，我国总共获得日本2248亿人民币的开发贷款和各种形式的无偿援助。其用途主要用于中国的基础建设，其贷款额度大，周期长，利息低，不附加条件，同时日本也进入了中国市场。

让我惊讶的是，当年“八一小学”的日本同学成人后，很多人也投入到了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政治交往和经济互惠互利的历史潮流中。“八一小学”的吉田进、安达勇、安达猛先生和池谷田鹤子女士就是一例。田鹤子女士的养父裨田宪太郎先生是位医术高明的病理学专家，在张家口参加了解放军，我军很多将士得到过他的治疗，我的父亲也受惠过他。还有联系新日铁向武钢、宝钢输出设备和技术合作的华井满先生，他就是一位当年仅有十三岁参加解放军的小八路。胡耀邦同志1983年访日时，他还陪同父亲全程参观了新日铁。这有生动的相片为证。

1965年，共青团报经党中央批准，举办过第一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1966年，在廖承志同志主持下，拟举办第二次大联欢，但被文革浪潮掀翻。1984年我党决心举行一次新形势下的中日青年大联欢，王震同志任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委会主任，李先念同志批示的经费是800万元。空军司令员张迁发同志代表军委，借给联欢活动九架大型飞机接送日本朋友，军队各大总部还腾出多家饭店配合此次活动。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当时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委会的秘书长。他对中方接待人员详细讲解了大联欢的重大意义要从三个方面提高觉悟：“从国际角度出发”，“从国内建设角度看”，“从青年工作角度出发”。日本的皇太子和皇太子妃也是年轻人，听到这些情况后，太子妃也为之感慨地说：“中方接待得这么好，我们用什么来报答呢？”

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二，又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虽然国内和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仍然不少，但国力的增长有谁能否认呢？我国究竟和邻国如何相处，在国际上应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如何看待战争和平问题，仍然是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

2007年，日本前首相中村根康弘携团访问中国，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在部里设宴欢迎中村根先生，以表达对他支持中日青年大联欢的感谢和敬意。几年前，木村一三先生在中央统战部作客，我向他介绍了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他听后，颇为动容，接着问：“此文发表了吗？”在此我愿再复述一次：

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相当精炼，气魄很大，目光直击四十五年后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他在文中写道：“二千零一年……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而这种贡献，在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这话不为不重，不失为中国今后努力的方向吧？这是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政党的荣辱观。我国现在已为世界贡献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还应继续为世界贡献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为消灭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懈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