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五月，在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张德芳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联络简牍研究专家和书法家近五十人，沿丝绸之路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名为『简牍之旅』的考察活动。我们从兰州出发，途径武威、酒泉、额济纳旗、嘉峪关、敦煌，历时十天，行程近四千公里。其中重点考察的地方是额济纳旗和敦煌，尤其对额济纳旗简牍出土地的考察最为全面详实，对居延汉简的前世今生做了全面的了解。实际考察遗迹包括地湾城、肩水金关、卅井候官（博罗松治）、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第四燧等。

　　

　　在简牍出土之前，我们所能看见的汉代书写，基本是碑刻文字形式。我们要理解汉代的书写，只能通过碑刻的刀锋去理解当时的笔锋。这种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种石刻文字有一部分是先书后刻，有些则是直接刀刻。书写者的书写水平、刻工水平、石刻地点、石刻材料等都会影响到后来的文字表现形式。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风化残蚀等自然损坏，通过刀锋已经很难找到汉人的书写风格。

　　

　　由于石刻文字有上述局限，所以想要真实还原汉代文字书写和字体演变，必须借助于汉代文字的正常书写载体——简牍。幸运的是，二十世纪以来，汉简的神秘面纱已经被完全揭开。一百多年来，汉简大量出土，其数量庞大、种类丰富、书写形式千变万化、书手多元、书体多样，是当之无愧的书法艺术瑰宝。

　　

　　汉简皆为原始墨迹，对探索文字和书体字体演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自汉简出土，两千多年后的人们才第一次看到了汉代的毛笔书写，还原了当时的书风，了解了古人的用笔特点。尤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大量出土的居延汉简，更是成了书法艺术之宝库。

　　

　　

　　额济纳居延签牌

　　

　

　　居延汉简出土概况

　　

　　

　　居延汉简内容多样，除小部分字书、历谱等书外，大都属于文书，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逐级上报的公文与簿籍档案，另一类是私人书信。数量庞大的居延汉简可见汉字书体的复杂程度，现在已知的居延汉简书体有篆书、隶书、分书、草书（章草和今草）、真书、行书。其中隶书、草书、行书已经表现出很成熟的书写形式。

　　

　　目前的通用称谓是将居延汉简分为居延汉简和居延新简：

　　

　　居延汉简，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在黑河流域的重要发现，这次科学考察与清末民初的外国探险家利用政府昏庸而进行盗掘不同，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考察。本次考察活动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筹措经费，成员由中、瑞、德三国共同组成。据双方订立的《合作协定》规定：所获得的文物留在中国，考察成果共同享有，并在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统一规划下陆续发表。瑞典考察成员贝格曼先生在居延地区主要是在卅井塞、甲渠候官、第四燧、肩水金关等处挖掘到汉简一万余枚，这就是著名的居延汉简。这批汉简出土不久即遭逢抗日战争，在战争中由北京至香港、由香港至美国，颠沛流离，最终于一九六五年入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九五七年台湾方面出版了由劳幹先生主编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一九八〇年，大陆方面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基本包括了全部一九三〇年代出土居延汉简的图版、释文，并附有《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与编号》及《额济纳河流域鄣燧述要》，应该说是今天从事居延汉简研究的最重要资料。

　　

　　居延新简，一九七二——一九七六年，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酒泉地区及当地驻军等单位组成居延考古队，对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工作。甲渠候官出简七千九百三十三枚，肩水金关出简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七枚。一九九四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一书。当时计划出版姊妹篇《居延新简——肩水金关》，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出版。直到二〇一一年，才由中西书局出版了《肩水金关汉简》（壹）图文及红外线版。二〇一三年又出版《肩水金关汉简》（贰）图文及红外线版。其余的会陆续出版。

　　

　　除这两次大规模调查、发掘外，还有一些小规模的调查、发掘工作。如：一九九九——二〇〇二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所获汉简五百余枚，照片和释文收录于魏坚主编的《额济纳汉简》一书。二〇〇六——二〇〇九年，在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额济纳旗『三普普查队』先后采集到汉简五百余枚，其中有字简约三百枚。这批汉简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城市学院和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共同释读，预计二〇一三年出版，书名为《居延边塞长城资源调查——额济纳汉简卷》。

　　

　　居延的历史变迁

　　

　　

　　『居延』本系匈奴水名，作为河流在汉文里被称为弱水，即今额济纳河（上游即黑河）。居延地区指额济纳河中下游地区，在汉代主要是张掖郡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辖区。在今天则主要包括甘肃省金塔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辖地区。此地气候干旱，遍地沙漠戈壁，延绵三百多公里。由于东西两侧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的天然阻挡，使得额济纳河流域两岸成了我国西北部的重要南北交通要道。

　　

　　汉代的居延，水草丰美，非常有利于农牧耕作，该地区是中央政府和匈奴的必争之地。据史书记载，汉代曾在这里大量修筑军事鄣塞，进行屯戍，发展经济、农耕、军事，由于居延海的存在，当时的渔业也很发达，有名的居延汉简《建武三年甲渠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可见一斑。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一二一），汉军用兵匈奴，汉将霍去病入居延收河西走廊，打败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部众占领了河西地区，居延大地从此与中原王朝的命运仅仅联系了起来。此后，西汉王朝在河西设立了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太初三年（前一〇二），汉武帝擢用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居延都尉，在张掖郡以北的居延泽修筑了遮虏障，置县移民，大量谴派戍卒屯田垦殖，守塞开边，居延边塞成为汉代统治者保卫丝绸之路的前哨营垒。《汉书·食货志》记载，为了增加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成率和增产的效果，汉武帝刘彻末年，任赵过为搜粟都尉，把关中农民创造的代田法加以总结后推广到居延地区。

　　

　　汉昭帝始元二年（前八十五）曾调遣屯田戍卒一千五百人到居延屯垦。新莽时期一度改居延县为居城县。汉安帝时以张掖居延都尉所辖地区置张掖居延属国，仅领居延一县，藉以安置内迁匈奴人。汉顺帝永和五年（一四〇），居延属国有一千五百六十户，四千七百三十三人，大多为军士。汉献帝兴平二年（一九五），武威太守张雅奏请以张掖居延属国置西海郡，治所即在居延，辖居延海附近一带。魏晋时期，西海郡继续存在，也有军官驻扎。

　　

　　西晋太康三年（二八二），西海郡有两千五百户。永康二年（三〇一）属凉州。北魏时郡废。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藏有一枚西晋武帝太康四年简（二八三），说明居延障塞至少在西晋前期仍继续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两宋时期居延地区被西夏占据，设威福军。元置亦集乃路，立总管府。清设土尔扈特旗，属甘州（治今张掖）。

　　

　　一九四九年九月额济纳旗和平解放，由酒泉接管。一九五〇年七月，经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归由甘肃省酒泉地区代管，改名『额济纳自治旗』。一九五六年，始归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称额济纳旗。一九六九年，额济纳旗复归甘肃省酒泉地区。一九七九年，又划回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一九八〇年，阿拉善盟成立，额济纳旗归属至今。

　　

　　居延汉简出土遗迹现状

　　

　　本文所述的居延汉简仅以上文所述的两部分为主，即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居延汉简和现藏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现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居延新简。

　　

　　现对这两部分汉简的出土遗址进行介绍：

　　

　　博罗松治遗址

　　

　　一九三〇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先生在居延地区的博罗松治遗址，发现了居延汉简中的第一枚简。此后，经过调查，在此处计清理汉简三百五十枚左右。根据此地出土的封检可确定是当时的『卅井候官』遗址

　　

　　『简牍之旅』学术考察中，我们重点考察了此地。我们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换乘了当地牧民驾驶的改装越野车，在剧烈的颠簸中向目的地进发，当地老乡的驾驶技术和对路线的记忆力令我钦佩。沙漠戈壁上飞起的沙尘使得后车看不见前车，沿途会时不时看到低矮的或枯死的胡杨树、骆驼草。戈壁上散布着零星的牧民，偶尔会有羊或骆驼，龟裂的地面可以想象曾经被大雨或大水冲刷过。穿过成片枯死的芦苇从，眼前就是蒙语称为博罗松治的高耸的卅井塞。遗址散落的土层中可见鱼骨，从而可以想象当年水草丰茂的景象。成片低矮的芦苇已经枯死，地上泛绿的嫩芽还在倔强地向上生长。

　　

　　甲渠候官

　　

　　该地一九三〇年出简五千枚左右，一九七〇年又出简七千七百九十三枚。甲渠候官俗称破城子，位于现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二十四公里，纳林河和伊肯河之间的戈壁滩上。驱车从公路进入戈壁很快就能看见遗址，现在是一个破败的土堆，可以看到塞墙的遗迹。在这里出土了著名的居延笔。

　　

　　甲渠塞第四燧遗址

　　

　　一九三〇年贝格曼曾在此地掘得汉简一枚，一九七〇——一九七四年此地出简一百九十五枚，遗物一百〇五件，从出土的封检中可知当年这里是甲渠候官第四部和第四燧的所在地。

　　

　　肩水金关遗址

　　

　　此地一九三〇年代出简八百五十枚左右，一九七〇年代出简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七枚。肩水金关是我们考察居延汉简的第一站，从酒泉驱车前往额济纳旗的路上，翻过货运铁路线，在驻地部队的帮助下我们徒步进入了戈壁深处，地湾城和肩水金关距离不足两公里，地湾城还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的城池结构和房屋构造，不远处就是额济纳河流过，河边是茂密的芦苇。但是肩水金关由于风吹日晒，只留下一座庞大的土堆，难以想象当时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了。

　　居延汉简的书法艺术

　　

　　『居延汉简』的书写时代从西汉武帝时一直到东汉中前期，跨度二百余年。从中可以看出，汉初书法沿袭秦代书法传统，虽然当时新的字体逐步代替旧的字体，但并不意味着旧的字体消失。用笔、字形上依旧多篆法，结体变化大，而且一篇之中往往篆、隶、草混杂，这说明了汉代隶书处在不成熟和不稳定发展阶段，而到了西汉中叶以后，古隶向分书演化，波磔俯仰十分明显。

　　

　　一、基本风格

　　

　　韩伟对居延汉简的书法艺术有这样的描述：

　　

　　1、粗豪率意，豁达不羁

　　

　　粗豪率意是居延书法艺术审美特点的灵魂所在，并贯穿始终。虽三分小字，然『出锋峻落、行笔大度雄放』，其势与神采不让榜书，竖可贯通，横有联络，即为均齐，又宜参差错落的章法，均在轻松自然的心态下，率意写就的。例如为之，毫不造作，有着飞动风发之姿，『启迪了敦煌张芝草书之「狂」，索靖章草之「峻」，开拓着草书长河之源头。』

　　

　　2、自然天趣

　　

　　蔡邕云：『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例如纪年简『鸿嘉二年签』、『阳朔五年签』等，上部额首作圆形穿孔，并画有网纹，下边写字。又如『建武三年签』是一件草隶作品，字的大小不一，笔画粗细反差很大，特别是笔画的夸张和奇逸放纵，『年』字竖画长伸，墨色浓重，章法上『以竖破横、以斜见正、以弧托直、以疏衬密』，充分发挥了视觉张力和跌宕起伏的节奏感，形成了自然天趣美的风范，展现出生命本源的活力，这一切正是艺术之所以永恒的根本基础和力量源泉。

　　

　　3、博大境界

　　

　　居延汉简书法中精彩的隶书、章草、草隶等皆从大处着眼，并不计较局部如何精妙，注重高亢有力的大气势，全篇文字，飞动灵活而又大气磅礴。居延汉简书法艺术的博大境界与秦汉的绘画、雕塑有相同之处，时代的特色，促成了艺术特色的相似，居延汉简书法字字遒劲峻利，古朴宽博，气格落落大方，『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迹』，善于乱中见整、整中求变，乱头粗服而生机勃勃，充分展现了书法内涵的博大境界。

　　

　　4、墨象之美

　　

　　居延汉简书法展现了一种墨象之美。而墨象之美是由意象和笔墨共同体现的。意象，是东方艺术的一个制高点，也是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基石，笔墨，历来为书画家钻研锤炼，石涛说『墨海。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笔墨的意义和精神品格。居延汉简书法史由何种笔与墨写就的？笔者从出土的『居延笔』以及有关资料得知，与现代的狼毫毛笔并无大的区别，笔头大小在小楷之间，不同点是笔杆为实心。至于墨色，专家们分析后认为用的是丸墨，属天然漆烟、色泽乌黑而发紫光，一经写在竹木简上则历久不灭，否则，两千多年前的简牍笔迹如何仍旧清新如初？居延汉简书法中有两件章草珍品，一是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八八——一〇四）的『永元器物簿』，共七十五枚简相联的册，洋洋洒洒数百字。二是『永光元年简牍』，宽三行，共六十二字。这两件珍品笔线俊俏利落，中侧锋并用，字字独立而行气贯通，互为照应，沉着痛快、乱中有整，散中有聚，聚中又各具情态，有一种『混沌里放出光明』的墨象之美。[1]

　　

　　叶鹏飞先生以为，简牍书法具有率意自然，以拙生巧的内涵。其艺术上的自然情趣是书家性情、审美意识的自然流露，亦是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各种因素互相配合起作用的结果。汉代的文学艺术，总体上都是生机勃勃充满飞动之势的。譬如司马相如的辞赋，以『飘飘有凌云之气』的笔致、以自然景观的巨丽、游猎的壮观以及文章发扬韬略的精神、一浪高过一浪的夺人气势，将汉人雄壮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将《楚辞》充满浪漫想象、《诗经》的雅正磅礴融为一体。汉简产生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怎么不激昂踔厉虎虎生威而又灵动机敏。从现有的各类汉简来看，简面上绝大多数都是小字，在低位窄小的简面上写字，给人一种不觉其小，发觉其大的奔腾不羁的气势，都是与汉代的总体文化精神有关，这是一股以小见大的气质美。[2]

　　

　　二、居延汉简中的隶书

　　

　　秦的统一和强大，给文字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李斯等人对当时通行的文字小篆进行了进一步的统一，颁发全国使用，这就是当时的官方字体，而隶书在当时应该属于普遍的手写体，意即俗书体。

　　

　　秦很快就灭亡了，汉不但继承了秦，更重要的是发展了秦，很快被秦统一的小篆就走向了历史的尽头。隶书成了当时的官方文字书体，并逐渐对写法进行统一，出现了平整、统一的规则。这种从小篆到隶的改变是中国文字书写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让文字书写从庙堂之高真正流向了江湖之远。可以说，只有汉代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日常行为的书写，并且出现了像《神乌赋》这样的浪漫书写，不单单是官方的文字记录。

　　

　　出土的居延汉简，虽然是边关文书，但是相关的书佐或掾吏依然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书写者，他们在这种匆忙的日常书写中，也逐渐的向艺术性过渡和靠拢。

　　

　　

　　部分甲渠候官文书

　　

　　居延汉简的隶书代表之作就是《相利善剑》册，部分《甲渠候官文书》。《相利善剑》全册六简，二〇九字，书写规整，墨色如新，属于较为工整的隶书结体。有编绳契口三道，约为西汉末或王莽时物。主要内容是鉴定刀剑的有关标准，其中包括善剑标准四条、弊剑标准六条和弊剑花（纹）四条，为后人留下了鉴定刀剑的宝贵知识。《甲渠候官文书》的基本风格可以用率意、质朴、粗狂、健雄八字予以概括。这些文书的草拟者、誊写者多系边塞军事防御系统、邮驿系统中的下级官吏。

　　

　　汉简隶书看不见汉碑的那种严谨规整及非常强化的蚕头燕尾。然而这样却更加显示了书写的随意性，加工的痕迹不是很明显，但是这种书写一定是建立在大量的书写练习之上的，是一种熟练的随意，而不是书写的为所欲为。虽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并不是字体的一致，而是潜移默化的这种用笔方式。

　　

　　当时的这种书写，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容不得长时间思考谋划，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设计。在1cm左右宽度的木简上书写一行甚至两行文字，很少看到修改的痕迹。

　　

　　三、居延汉简中的草书

　　

　　居延汉简出土之后，围绕他的研究分两方面进行：一是利用汉简来研究历史，从中了解汉代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二是对居延汉简文字进行考释。居延汉简的草书研究是伴随着居延汉简文字考释而产生的。居延汉简年代跨度大，从西汉武帝时期到东汉灵帝，几乎横跨整个汉代。草书数量丰富，覆盖面广，书写者众多。居延汉简的草书字形主要是扁方或正方，以横势为主，牵连极少，字字独立，某些草字最后一笔重收，而且以长直画为主，带有浓厚的隶意。

　　

　　居延汉简中的许多草书成为现行简化字的源头，例如：报：『報』的简化字。居延汉简中『報』写作『报』，与今天的简化字『報』字形完全相同。长：『長』的简化字，最早见居延汉简。单：『單』的简化字，居延汉简中『單』上两』个『口』字被两点替代。国：『國』的简化字，居延汉简中的『國』字草书非常接近『國』字。

　　

　　另外还有『贝、会、见、将、乐、卖』等字。可以说草写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汉字反复笔画的简化，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居延汉简的取材，据何双全统计，居延新简中数量最大的是松木，其次胡杨，其次是柽柳，居延汉简的草书大都写在木简上。张旭光先生以为，由于木头比较绵厚，墨渗到木头里边去，因此线条呈现出绵厚、高古、朴拙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恰恰是汉代精神的一种体现。这些墨迹具有非常浪漫的造型。它有很多空间上的创造和组合。有些写法不是为了抄书而写，它是为了表达书写者对空间上的一种感觉。这些空间实际上也是古代和现代相共鸣的审美构成。随着书法中章法形式的丰富，随着书法的实用性越来越少和审美需要日益增加，这些作品还有很多的特异。在现代美学里面讲到特异的概念，是说有很多符号都比较相似，突然出现一个独特变化就是特异，特异能使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点上，而产生特殊的效果，这也是一种现代审美对传统的认识。在两行二十几个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符号，这个符号在以后的篇章中会偶尔再出现，因而成为汉草的一个重要笔画和标志。但这种特异不可太多，要画龙点睛。其作者不是一般民间初通文墨的写作者，而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书佐，他们都是当时具有高深文化的知识分子。因而总体上说，以上这些汉草简牍，不能简单说是民间书风。[3]

　　

　　居延汉简中草书的代表作是《永元器物簿》。《永元器物簿》书于东汉永元五年至七年（九三——九五）。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查科尔帖。我们知道，居延汉简大部分都以细麻绳编联成册，出土后，因麻绳腐烂断绝，原有册书尽成散简断片，而《永元器物簿》出土时，仍保持原状。它由七十七枚简编联而成，其中两枚无字简，乃首批发现居延汉简一万余枚中完整册书中仅存的两件之一（另一件为『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由三枚简编联而成），为整理其他简册提供了依据。此册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

　　

　　

　　东汉永元器物簿

　　

　　冉鹭在《风流倜傥草法娴熟——〈永元器物簿〉书法艺术赏评》一文中指出：

　　

　　《永元器物簿》一册草书较之西汉草书，已进入了自由的王国，为东汉草法成熟之佳作。该册具有一泻千里之势、飞动风发之姿，书者虽为漫不经心的自由挥洒，但其提按收放又是那样地富于对比的韵律，好比一首流畅的乐曲在抑扬顿挫曲折婉转地行进。草书书写性情的优势在这件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件珍贵的作品不仅体现在它所表现出来的韵律、精神状态等艺术内涵上，还表现在精湛的笔法和完美的结体上。在笔法上，《永元器物簿》用笔远近秀润，起笔骏利，行笔果断毫无迟涩之迹，满怀胸有成竹之势。点画飞动峻拔，运笔如行云流水，大多笔画顺势而起而不作藏锋之态，收笔处已经把笔势引向了纵势（如『破』、『张』等字的最后一笔），特别是波磔的笔画已基本上消失（只有为数不多的捺画还存在），被纵向的收笔所取代。纵向的笔势使笔画与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气势贯通。在结字上，此简多取纵势，灵活多变，随体赋形。这使其字势在以符合人们审美特点的右上方倾斜为主的前提下，不乏平正和右下倾斜等变化态势，更富于动感。

　　

　　《永元器物簿》虽没有摆脱章草的束缚，然其纵横恣肆的自由挥洒，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率意娴熟的草法，实开后世今草、大草笔意体势之先河。其中的大部分草书写法直接被沿用到了后来的晋唐今草之中，成为今草、大草之法的基础。[4]

　　

　　汉简上所出现的古隶、八分、隶草、章草等字体是这些下层吏卒与民众，基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从实用出发，为了书写简便而创造出来的。他们『省易』篆书、古隶而创造了隶书，由隶而草，书体演变的真正实践者是这批广大的无名书法家，他们在思想上多创新进取，少墨守成规，故其书风必然是率意洒脱、自然流畅、简古质朴，而少精雕细刻的庙堂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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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延汉简对当代书法创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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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简牍未发现之前，历代的隶书皆取法于汉代的碑刻，由于法度较多，一方面为人们的学习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却成为了束缚人们的障碍。二十世纪简牍隶书的发现，使人们看到了汉代的隶书墨迹，能体会其书写的笔墨情趣，使隶书的创新在现代成为可能。

　　

　　居延汉简是汉简书法中的精品，对后世书法创作影响深远，具体表现在：一是居延汉简发现的年代较早，是继二十世纪初西北塞上烽燧简牍后最大规模的汉简出土，为人们了解学习简牍书法提供了基础；二是其产生的年代久远，可了解书法的演变过程。三是因为是手写体，能使后人得其笔法；四是书体众多，篆、隶、分、草、真、行俱存，成于众人之手，笔法不一风格多变。

　　

　　张明亮在《汉简书法艺术创作的百年回顾》[5]一文中将百年来汉简书法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滥觞启蒙阶段（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代表书家为沈曾植，尽管这一时期对汉简书法的认识仅有一鳞半爪，但以沈曾植为代表的书家们已将汉简书法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二是觉醒奠基阶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代表书家为：郑孝胥、王世镗、祝嘉、于右任、王蘧常、钱君匋、胡小石、来楚生、高二适等，这一时期由于于一隅会通南北，熔铸碑帖，积极吸收汉晋简牍中的艺术营养，自称流派，独树一帜。汉简书法全面觉醒，为后来者深化书论认识、临摹实践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繁荣总结阶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初），这一时期，汉简呈『井喷』式发现，为简牍书法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墨宝真迹，书法创作中大量摄入简牍元素，代表性书家有：启功、孙其峰、张邦彦、徐祖蕃、赵正。近年来兼攻汉简的书家代表人物有：刘正成、陈振濂、华人德、沃兴华、张有清等。在这三个时期当中除第一阶段居延汉简尚未出土以外，其余两个时期居延汉简都是书家研究、临摹、借鉴的重要对象，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汉简的书法创作不是简单地把古人遗简上的墨书移植到纸上，而是以古人遗迹为素材，一方面注重古典意味的传达，另一方面重视笔墨的表现力，出古而入新。赵正先生是这样描述他的体会的：一句话，简书艺术品的灵魂就是自然。不为刻意造势，无意用力成形；发于自然，归于自然，书体相浸润，笔法相交融，一切在自然中流动变化，一切在自然中相辅相成。性灵活泼，含乾坤生气；志趣天真，蕴造化神功。简书的书法艺术是自然之美，是天然之情。[6]

　　

　　居延汉简书法以其清新、率真、朴茂的神采，被现代人重新作为审美的对象，这有着极其浓厚的学术价值。除了作为一种认识对象与当代人的社会心理意识发生契合外，还更进一步的作用于当代人的审美意识。汉代人在书写中的恬淡、真实的心绪状态，从而显现出的随意、自然、绝无做作的天趣之美，满足着从僵化环境中走出来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需求。马斯洛在论述『需要层次』的理论中，把审美的要求列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作为现代人更具这方面的迫切，一种强烈的归真意识由此出现。确切地说，欲求精神真实、自由。美是真实、自由的象征，这一美学命题，一语道破了审美意识的本质，艺术是美的心灵的象征。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这自然是创作意识与审美意识的主要动因。

　　

　　居延汉简所特有的艺术语言，表现为用笔大胆、率意、洒脱、毫无矫揉造作，修正之弊，放收天成，笔趣恬然以及在『积画成字』的结构中的平衡、对称、统一、变化、和谐、节奏、正欹、违和、虚实、主次、反正、长短、宽窄、方圆、高低、粗细、动静等等，都是艺术美的基质。这一切都与现代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中的求奇、求新、求异、求佳特性相吻合。简书的章法布局参差错落，字虽然小，笔画却有宏荡气势，具有一种完整和谐的视觉效果。当然，汉代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么多东西，但数千年之后的今人却的确感觉到了，这就是丰富了的主题精神在『回归』中结出的硕果。

　　

　　居延汉简书法艺术，如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滋润着中华书坛画苑。尤其是学术价值和审美特点，必将随着新世纪的不断挖掘和研究，结出新硕果。

　　

 

　　

　　（中国书法文/熊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