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异地恋男女最终结合成家。由于女方生完小孩后患精神障碍疾病，2014年9月2日凌晨，这名母亲将出生仅8天的儿子从11楼扔下。最终法院决 定对这名母亲进行强制医疗。两年后，这名母亲被法院决定解除强制医疗，这个令人百感交集的故事背后，演绎的是法律和人性的“接力”。在“立法人性化”的背 后，更需要的是一种平衡各种关系的“担当”——

　　2016年9月2日，贾宏伟早早地赶到公司，在同事们都没有到来时，他急匆匆打开文件粉碎机，将一些记录妻子刘玲情况的文书、材料全部销毁。

　　他不愿意让自己生命中最残忍的一幕，在这个家庭里留下一丝丝痕迹，而这一幕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母亲将出生8天的儿子

　　从11楼扔下

　　2014年9月2日凌晨，西安北郊某小区，一个出生仅仅8天的男婴，被母亲从11楼扔下。

　　事发两年后的2016年9月2日，贾宏伟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愿意再提及此事，“扔下孩子是真的，其他的报道都不相符”。

　　肇事的母亲——27岁的外地女子刘玲被警方控制，医院最终确诊刘玲为产后精神障碍。刘玲在多个医院治疗后，西安市未央区法院按照2013年的新刑事诉讼法，最终决定对刘玲进行强制医疗。

　　最后，刘玲被送往安康医院进行强制医疗。

　　虽然家庭突遭横祸，但贾宏伟还是决定挽救这个家庭。

　　贾宏伟毕业于西安一家知名高校，之后就职于一家公司，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比较丰厚的工作。

　　2013年，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湖北的女孩，就是现在的妻子刘玲。刘玲高中毕业，没有正式工作，但这位姑娘的朴实，深深吸引了贾宏伟。

　　两人很快在西安组建了家庭。贾宏伟每天按时上下班，妻子就在家做饭照顾老人。在外人看来，这个家庭非常幸福美满。直至上述事件的发生，深深刺痛了贾宏伟，但是他觉得，妻子所作所为，都是在一种病态下不由自主发生的，他很快就原谅了妻子。

　　书信传情

　　是夫妻两人的精神寄托

　　“刚刚到安康医院的时候，每天都哭，哭个不停，有时候就想到自杀。”9月2日，刘玲回忆说。

　　按照规定，安康医院每周可探望病人两次，贾宏伟几乎每次都来，短暂的会面难解两人相思之苦，也道不完对失去儿子的深深内疚和自责。

　　于是，两人开始写信。

　　刘玲说，在安康医院里面，为了防止病人出现意外，笔是不能带进去的。但是，两人的举动还是深深打动了这里的管教。贾宏伟来了，管教有时候还给他开绿灯，让夫妻俩见个面。管教也允许刘玲使用笔，只是在用完之后，要按时将笔交出来。

　　9月2日下午，快下班了，贾宏伟打开自己的抽屉，取出了他们的部分书信。

　　一尺厚的书信，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的文字，在征得对方的同意后，华商报记者看了几封他们的来往书信。

　　“小猪，我想你，特别的想你，像刚热恋那会儿那样的想你。昨天你走后，我又哭了，哭了很长时间，想到我们的小核桃（儿子）。猪，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一切，我命真苦。妈妈没了，孩子也没了，幸好我还有你，你就是我的希望”。

　　“猪，没事我就翻看你写的信，几乎都能背下来。每次看完我都会哭，猪，我觉得我已经没有盼头了……失去小核桃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失去的，除了你。失去自由没什么，我无法面对失去你，所以你要好好的”。

　　“猪，你不怪我，但是我自责。一辈子都会想小核桃而自责的。全怪我，是我害死了他……就当我支援边疆了，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什么都没有……”

　　刘玲说，2013年新的刑诉法修改后，对精神障碍患者法院可以“强制医疗”。新的刑诉法实施后，安康医院再也没有一例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患者，最后能解除强制医疗。

　　“这里面的患者都很悲观，大家都觉得没有盼头，没有希望。开始还谈论什么时候能出去，后来，这些话题已经不愿意再谈起。”刘玲说。

　　刘玲不像其他人那样，整天打牌。贾宏伟除了来看望外，还在图书馆办理了借书卡，经常给妻子送来大量的文学刊物。

　　刘玲读书的速度也非常惊人，厚厚的《飘》她两天就读完了。两年内，刘玲一共读完了200本小说，贾宏伟最多的一次给刘玲借了15本书。包书的牛皮纸，都让刘玲当作信纸，写得满满的。

　　有的病人被家属送来后

　　便不再来看望

　　33岁的刘媛媛是刘玲的病友，她一直很后悔，是丈夫的爱害了她。9月9日，在安康医院，华商报记者见到了刘媛媛。

　　刘媛媛家在周至县，2014年3月，她在和丈夫吵架后，一怒之下砸坏了家里的东西，然后，放了一把火，将家给烧了。

　　因为婆婆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所以，他们选择了在周至县城租房子居住。刘媛媛在城里的新家带孩子做家务，丈夫在外打工。

　　那次，和丈夫吵架后，一把大火，给房东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当地公安介入此事。“我丈夫为了让我不承担刑事责任，给警方提出进行精神疾病鉴定，结 果我就是精神疾病”。刘媛媛说，她的一位亲戚是律师，像她这种放火罪，如果判刑，在已经给房东进行了赔偿的情况下，三五年就可以出来。丈夫为了不让她坐 牢，去申请司法鉴定，其结果虽然是不坐牢，但被周至县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她觉得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出去了。

　　刘媛媛和刘玲是安康医院被进行强制医疗的女病人中最幸福的人。她们的丈夫都经常来看望她们。而有的病人，家属将他们送来后，很少来看望。有的甚至再也不到医院来。

　　刘玲和刘媛媛因为安康医院出具了精神恢复较好的评估结果，都向肇事所在地法院提出了解除强制医疗的申请。结果，法院都未同意。

　　9月11日，刘媛媛的丈夫告诉华商报记者，他们在今年2月份向周至县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申请，因为当时安康医院的评估报告认为恢复较好，但“依然有伤害性”，最终，法院未同意解除强制医疗。

　　8月8日，安康医院评估结果为“伤害性较小”后，刘媛媛的丈夫再次向周至县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9月5日法院决定仍不支持。

　　刘媛媛的丈夫说，这种病就不可能痊愈，只有恢复较好，常年需要靠药物维持。不要说一个病人，就是正常人谁也不敢保证会不会犯病，当然，正常人也不敢说，不会对社会有危害。

　　一个法官还让刘媛媛的丈夫打听，问问安康医院是否有强制医疗的患者已经解除强制医疗。丈夫安慰刘媛媛说，“只要有一例患者被解除强制医疗，法院就会让你出来”。

　　9月11日，刘媛媛的丈夫获悉刘玲已经出来后，感到很意外，也很高兴。

　　被解除强制医疗

　　病友抱头痛哭

　　贾宏伟依然记得第一次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事情。

　　2015年后半年，安康医院给刘玲的评估结果是“临床痊愈，社会危害性极小”。刘玲认为，就是这个“极小”，让她在安康医院又多住了一年。她认为法官是在抠字眼，第一次申请法院没有同意对她解除强制医疗。

　　刘玲在一封信上这样描述碰壁后的心情，“昨天接到判决书，我死的心都有了，特别伤心，接受不了我们再上诉……我们已经分了快7个月了，不知道何时才能熬出头来。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也就期盼每周那短短的半个小时。猪，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我出去”。

　　在每次谈话和每封信件中，一言一行字里行间，贾宏伟能感觉到妻子已经很正常了。“已经看不出来任何有病的症状”。这个时候，安康医院的评估报告也出来了，“临床治愈，暂无社会危害”。

　　今年4月底，贾宏伟第二次向未央区法院刑庭提出申请，希望法院能决定解除强制医疗。贾宏伟说，这个时间法院也多次向上级法院请示，因为毕竟全省尚无解除强制医疗的先例。

　　9月1日，未央区法院刑庭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法院看到了安康医院作出的评估报告，但是，真的对社会无危害吗？

　　随后，未央区法院向西安市中院提出对刘玲进行司法鉴定。西安市中院委托第三方对刘玲进行司法鉴定，其结果和安康医院的基本一致。

　　8月31日下午，刘玲在安康医院接到了未央区法院的决定书，未央区法院决定对刘玲解除强制医疗。

　　接到决定书后，刘玲抱着刘媛媛大声哭起来。而刘媛媛也在默默流泪。刘玲后来回忆，她说对她的解除，让里面很多病友看到了希望。

　　看着刘玲离开安康医院，刘媛媛抱着另外一个病友也哭了起来。

　　未央法院刑庭负责人说，这起解除强制医疗的案件，在陕西省是首例，他们顾虑确实很多。如果患者外出后再肇事，这对法院来说就会很被动，所以是慎 之又慎。该负责人说，第一次没有同意解除，是因为肇事者确实还有“危害性”。他还透露，还有一位患者及其家属两次提出申请，但是因为连肇事者对被害人的民 事赔偿部分还未赔付，显然不能给予解除。

　　这位负责人说，对于这名患者，尽量不要再打扰她，不去关注她是对她最好的医治。而有患者的家属则认为，此事件的报道，对于其他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患者以及其他法院来说，都有积极意义。

　　西安资深法律工作者李秀菊认为，虽然法律规定病情临床是否治愈和是否有社会危害性，是决定能否解除强制医疗的标准，但是，中国法官在办理这样的 案件时，考虑的事情会更多：比如对被害人的赔偿是否到位？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如何？甚至患者身边生活或工作的人对其接纳程度都在考虑范围内，“毕竟法院在办 案时，除了考虑法律效果，还要掂量社会效果”。

　　安康医院：依法解除强制医疗是对患者的鼓励

　　在采访中，安康医院一些管教和医生对于刘玲被解除强制医疗感到欣喜。

　　安康医院副院长朱建彪说，安康医院是西安市公安局主办的，只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那些有暴力倾向但没有肇事肇祸的，普通精神病医院不敢收，家 属送到这里他们也只好收。据了解，安康医院被送来强制医疗的患者目前有94人，其中，2013年以前，由公安机关送来强制医疗的患者有45人。2013年 以后，在新的刑诉法实施后，法院决定送来强制医疗的患者有49人。根据安康医院的统计，这里有75%的患者曾经杀过人。

　　一位管教说，目前对于解除强制医疗，是依据“谁决定，谁解除”的原则。2013年以后截至刘玲被解除强制医疗以前，法院没有解除过一例强制医疗患者。虽然有的患者病情临床已经痊愈，社会危害性极小或没有，但是仍然面临“出院难”的状况。

　　这位管教说，因为看不到出院的希望，有的患者产生了消极情绪，不吃药、脾气暴躁、不配合治疗，甚至出现过要自杀的现象。管教王育鹏说，刘玲被解除强制医疗，让很多病人看到了希望。

　　华商报记者了解到，2013年1月1日，新的刑诉法开始实施，这部新的刑诉法的亮点之一，就是原来由公安机关作出的“强制医疗”改为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将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权限全部交给人民法院，以杜绝此前媒体报道过的“被精神病”现象。

　　华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早在2013年6月，浙江省新昌县法院就对被强制医疗人潘某作出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据了解，该决定系全国首例解除强制医疗案例。

　　华商报记者发现，潘某的遭遇和刘玲极为相似。潘某自2012年怀孕之后，情绪一直不稳定。2013年1月12日17时左右，其因奶水不够，担心 钱不够用、儿子吃奶粉会变傻，为让儿子早日解脱，在新昌县儒岙镇家中将儿子掐死，后其向公安机关投案。经鉴定：潘某患有心境障碍，导致抑郁发作，作案以及 接受鉴定检查时为严重抑郁发作状态。

　　法院在当年3月26日对其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同年3月28日，潘某转入绍兴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强制医疗。同年6月9日，绍兴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出 具了被强制医疗人潘某的诊断评估报告。诊断评估报告认为：潘某目前抑郁症状消失，自知力恢复，达到临床治愈，可以出院。新昌县法院根据诊断评估报告，决定 对潘某解除强制医疗。

　　在结束采访时贾宏伟说，现在他尽可能多抽时间陪着妻子，让她按时服药，等过一段时间再要一个小孩。贾宏伟认为，强制医疗制度对已造成社会危害的精神病人群体是有利的，从法律层面保障了他们的人身权益。相信这一制度会越来越完善。

　　贾宏伟说，“哲学家罗素说，很多看法，看似一种普遍的道德伦理原则，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恳求。在很多问题上，道德只能律己不能律他，我们没有理 由要求别人如何看待一件事。具体到精神病人这个群体，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去关爱他们，只能恳求人们多一点理性来看待他们。我自己如果没有这次遭遇，很可 能也会厌弃他们，逞口舌之快，造成一种暴力舆论。只有当你有了切身体会，才能意识到：社会多一份理性，每个人都是受益者；少一份理性，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 受害者”。 （文中患者和家属名字均为化名）